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汪茂荣，男，年生，安徽省桐城市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学高级教师。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持社社员、中华诗词（BVI）研究院特约编辑、“诗教网”第二届国诗大赛评委、第一、二届“海岳杯”诗词大赛评委、安徽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理事、“安徽省近百年名家诗词别集丛书”编委、桐城市书法家协会学术顾问、桐城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桐城诗词》主编。著有《懋躬丛稿》，点校出版《睫闇诗抄》、《周弃子先生集》、《海外庐诗》、《诗法通微》、《坚白精舍诗集》、《周退密诗文集》、《唐玉虬诗文集》（后二种与刘梦芙教授合作。以上各书均由黄山书社出版）。主编《安徽桐西汪氏宗谱》。“汪茂荣旧体诗选”获《诗潮》杂志社年“最受读者喜爱的诗歌奖”年度金奖。
《海外庐诗》前言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其它文明有异的是，中华文明不独源远，其流亦甚长。在经历了从远古的蛮荒、到古代、近代直到现代的风雨历练后，声大声宏，成为唯一一支没有中断的文明。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膏沃光晔，声教所暨，早在唐代，即形成了沾溉甚博的“中华文化圈”。就传播华夏文化的方式来说，可说是不拘一格：既有“来学”，如朝鲜、日本等国大量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广汲博取，咸与维新；又有“往教”，如华侨，伴随其筚路蓝缕之迹的，是华夏文化的逐风而至，水流花开。说到华侨，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华侨，论人数之多及居住集中，当以南洋一地为最。唐宋以还，我国沿海一带百姓，即有踔海南来，择地谋生的；郑和下西洋后，更是风起云涌，与时俱增。这些南来的华侨，不仅带来了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亦带来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通过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诚如西方学者莫牙博士所说：“凡一市镇之成立，必不能缺中国人。”（转引自李长傅《南洋华侨史》）而历代在这些“必不能缺”的“中国人”中，即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如近代，我们可举出新加坡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现代，可举出比陈嘉庚行辈稍低且与陈嘉庚有密切关系的潘受为代表。如果说，陈嘉庚的主要业绩是在实业，那么潘受的主要贡献则是在文化，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南洋华侨中声誉最为卓著的诗人、书法家。
潘受（、1、26—、2、23），原名国渠，字虚之，号虚舟。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我国福建省南安县，一九二七年毕业于福建省泉州培元中学。一九三0年十九岁时南渡新加坡，任《叻报》编辑。自一九三四年起，先后执教于新加坡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并曾任道南学校校长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潘受谢绝薪给，在陈嘉庚任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兼任主任秘书，其间该组织的历次宣言和重要文电均出自其手。一九四0年，他又任“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团长，率团取道缅甸回国，先后到陕西、河南、湖北等省慰劳抗日将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潘受全家被困新加坡，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深夜，方挈眷出围城登法国邮船“腓力卢梭号”经印度洋再次回国，避地陪都重庆，并与在渝学界名流广有交往。抗战胜利后，东归上海。四十年代末重返新加坡。一九五三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又受命于危难之际，任大学秘书长，在压力与风波中主持校政达五年，直至一九六0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学生毕业，方才辞职离校。此后退休，专事文化艺术研究及创作。
潘受精书法，早年师法颜真卿、虞世南，后转习北碑，工楷书，尤擅行书，托体何子贞而具自家面目，格高韵厚，名闻遐迩。一九八二年曾出版书法集三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亦于一九八四年及一九九一年先后两次为他举行书法展览，其书法在海内外流传甚广，山东曲阜孔庙、西安碑林、武汉黄鹤楼等名胜均可看到他的墨宝。潘受虽以书法享大名，但他并不是一位书匠，其书法上的高超造诣主要得力于文学源头活水的滋润。他早年即深爱文学，曾于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全国抗毒论文比赛”并荣获第一名（蔡元培为主任评选）。于诗先写白话诗，青年以后便专门致力于古典诗词的创作，已出版《海外庐诗》（一九七0年）、《云南园诗集》（一九八四年）及厚有八百页、数量达一千三百余首的《潘受诗选》。
因在文学、艺术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一九八五年，潘受获巴黎“法国艺术沙龙”金质奖；一九八六年，获新加坡政府文化奖章；一九九一年，获法国国家艺术与文学勋章；一九九四年，获新加坡卓越功绩勋章；一九九五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其为“国宝”；一九九七年，获亚细安文化奖；一九九八年，获新加坡书法协会荣誉奖章，同年南洋理工大学为其颁授名誉文学博士荣衔，并任中国福建泉州黎明大学荣誉校长。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潘受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潘受的一生，新加坡总统王鼎昌在其逝后所说的一段话可作为盖棺定论：“潘受对教育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华文书法和诗词上的贡献，将让人们长记在心。”吴作栋总理也在唁电中说：“潘受被国内外人士推崇为‘新加坡国宝’，他的逝世是全体新加坡人的重大损失”。
下面着重谈谈潘受的《海外庐诗》。
《海外庐诗》四卷附《诗余偶录》一卷，内收潘受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六六年三十年间所作的大部分诗词作品，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初版于一九七0年，继以求者日众，而存书告罄，无以为应，复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重刊于一九八五年，以此流布日广，覃及海峡两岸。此书所收虽非潘受平生所作诗的全璧，但就所收作品前后所跨的这三十年时段来说，却正是潘受一生中经历最曲折、精力最旺盛、创作力最丰盈的时期，说此书囊括了其平生所作诗的精华，虽不中亦不远矣。职此之由，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书作载体，就潘先生的诗学成就，来条分缕析，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
“当时最念亭林语，天下兴亡在匹夫”，这是潘受的两句诗，也可说是潘受给整部《海外庐诗》定的一个基调。这个基调是什么呢？这个基调就是爱国。祖国是华侨之根，华侨爱国几乎是一种天性，尤其是在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就更是如此。潘诗正是一代华侨爱国心声的集中表现。潘诗的感人之处在此，潘诗的不朽之处亦首先在此。
这里，我们不妨从四个不同层面来专门分析潘诗所展示的爱国主义这一主题。
1、反对日寇侵略，支持祖国抗战
在近代史上，论对中国侵略野心之大、手段之卑劣残忍，自当以日本为首。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即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根据“大陆政策”的规划，日本首先呑并了朝鲜、中国的台湾，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热河事变，步步向中国腹地进逼，势必不至灭亡中国不止。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却仍在消极“攘外”而积极“安内”，如此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不独令国人不满，即海外华侨亦倍感忧虑。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潘受回国游苏州寒山寺，想实地感受一下寒山寺的钟声，“然其钟久为东人盗去，今所见非故物矣”，为此他感赋“舐糠行及米，问鼎此先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必然态势。虽则四郊多垒，但肉食者仍举世梦梦，政府亦“南风不竞”，为此潘受在《伍子胥》一诗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世之音：“化作狂涛警国人，子胥魂魄益酸辛。于今举目城头望，隐隐东南又寇尘。”在上海吴淞口无名英雄墓，潘受凭吊了“一二八”抗日之役死难将士，并作诗以壮英魂：“凭吊似闻嘶鬼马，怒声犹逐海潮东。”在狂寇压境的非常时期，“怒声犹逐海潮东”，无疑是代表全体国人及广大爱国华侨所发出的最强劲的时代呼声。而作于泰山之巅的“一恸金瓯今半缺，陆沉谁与起民魂”的诗句，则于悲怆之中，对即将开始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充满着殷切的期望。
卢沟桥事变后，前此“兄弟阋于墙”的国共两党为“外御其侮”，成功地实现第二次合作，由此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祖国在难中，此情此景也大大激发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短短两个多月，南洋一带仅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就成立了二0九个救亡团体，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进一步成立“南洋华侨筹赈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统一领导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的最高机构，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任会长。从此，南洋八百万侨胞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从人、财、物各方面支持祖国抗战，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共同奋斗。其时，潘受即谢绝薪给，义务在“南侨总会”兼任主任秘书，大量张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宣言、通电均出自其手，所述“凡公诸所施，我忝操笔牍”（《五言一百韵寿嘉庚先生七十》），应为实录。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发起组建“南侨回国慰问团”，“一以慰劳祖国军民同胞，代致海外侨胞之感慕；一以详细考察祖国抗战以来灾况及其所需，俾资宣传，藉助筹赈”。（陈嘉庚致蒋介石电）该团由潘受（其时名国渠）任团长，一九四0年三月六日，慰问团一行三十余人自带帆布床、蚊帐、外大衣和手电筒等，在潘受率领下，从新加坡乘“丰庆轮”到仰光，然后坐货车取道滇缅公路到重庆。此后便辗转至西安、洛阳、老河口等地，慰劳了一战区、五战区的大量爱国官兵，会见了国共两党许多高级将领，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等。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潘受亲身体验了祖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一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一不发之于诗，且情感浓烈，爱憎分明，奏出了《海外庐诗》中的最强音。在西安，他不忍登大雁塔，为的是“怕见秦山仍破碎，我惟来抚禇公碑”（《秦中杂诗》）。面对日寇蹂躏我河山、屠杀我同胞，即使笃信儒学“和为贵”的谦谦君子潘受亦金刚怒目式地发出了肃杀之音：“剑乎中国更用汝，以杀止杀杀汝主。”（《李德邻将军以战阵中所夺古剑赠嘉庚先生携至重庆复以归之政府余为赋诗记之》）在洛阳第一战区劳军大会上，他代表南洋华侨的“重洋万众心”，向卫立煌将军献旗，并对全体将士讲话，表达广大华侨的心声：“还揖奋身貔虎士，名王系颈要生擒。”（《洛阳杂诗》）在叶县，他杀敌心切，突发奇想：“安得三千歼百万，有如文叔战昆阳”（《叶县二首》），希望重现历史上昆阳之战的奇迹，以全歼日寇。虽然抗战有曲折顿挫，但他仍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分明彼蹈全输局，莫枉新亭作楚囚”（《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兆民誓扫终操劵，可笑群儿撼树功。”他在诗中透露的最大愿望是：“何日东归共穿峡，看君破泪写收京”。（《金刚坡过傅抱石》）
伟大的抗日战争，把不同的人物推到了历史的最前台，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显示了各自的真实面目。对这些不同的人物，潘受亦一以民族大义为准，用春秋笔法，或赞之，或斥之，爱憎分明，不稍假借。在《燕京杂诗》里，他热情洋溢地赞颂了在长城各口抗战、声震华夏的西北军大刀队士兵：“大刀出鞘凛纵横，荡决时闻杀一声。五百健儿喜峰口，记得血肉补长城。”对士兵如此，对上层军官也莫不如此，只要他勇于抗战，亦莫不在诗人笔下流光溢彩：“料得覊怀应稍释，将军报国尽严颜。”即使对那些无良之人，倘若在民族大义面前有一节可取，亦不吝笔墨，大书特书一笔。如吴佩孚，作为军阀，曾是国民革命军的死敌；而作为一位中国人，则不失为“军阀中之铮铮者”。当日本人策动华北事变，物色其出山组织伪政权时，这位已无权无势的前孚威将军断然拒绝，任凭威胁利诱亦不易其操，由此招致日寇的忌恨并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为此，诗人劳军至洛阳西工，亲见当年吴佩孚手种的万株树木，不禁睹物思人，遥向困守燕台的故将军三致意焉：“孚威谁忆故将军？老陷燕台久不闻。四万万株青照眼，早从种树立奇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可歌可泣，在海外曾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那些为中国抗战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侨胞领袖、国际友好人士，诗人亦不惜浓墨重彩，称扬备至。如对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即表彰他在虾夷猾夏之际，毅然以拯救民族沦胥为已任的担当意识：“关河警凄笳，厄会值百六。虾夷挟腥臊，势拚共工触。吾责敢旁贷？吾力敢自薄？四极颓更支，众志立鳌足。”（《五言一百韵寿嘉庚先生七十》）而对于在抗战时期在道义与物质上均给中国以大力支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诗人则吟《四言一百韵为贺罗斯福三度膺选入主白宫》：“巍峨白宫，司西方命。有美一人，一秉其炳。率天下仁，持天下正。孔昭孔劳，允哲允圣。颓澜既倒，曰吾挽之。颓日既坠，曰吾反之。饥者吾餔，寒吾暖之。溺者弱者，援之袒之。长鲸厉牙，喷沫成祲。此而旁观，吾其左袵。敦吾邦交，严吾邦禁。揽辔澄清，舍吾谁任？与吾同泽，与子同仇。子力子致，吾力吾酬。吾为后盾，子为前矛。子攻其阵，吾伐其谋。奋臂疾呼，伟论诚谠。肝胆轮囷，须眉飒爽。顾盼低徊，慨当以慷。寰宇具瞻，式叹式仰。”在历史的大动荡时期，历史人物的个性往往会呈现出多样的复杂性，“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古人已慨乎言之，当年白居易咏周公、王莽诗曾云：“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类似这种或闇然日彰、或晚节不终的人物，我们也能在潘受笔下见到并能见识其十分精当的褒贬。如张自忠，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大部队离开北平赴保定后，张即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北平失陷，一时追究平津失陷及与日人接洽退让之责，张成为替罪羊，国人几以汉奸视之。但张君子坦荡荡，抱着事久自明的态度，仍率部奋战抗日前线，屡立战功，并最终在枣宜会战中为国捐躯。其时，潘受正率慰问团在老河口劳军，“席间，李长官德邻将军追述张总司令荩忱将军死事甚详，举座泫然。”抚今追昔，潘受感慨良深：“可堪再话襄阳役，先轸归元恸六师”，归元而能恸六师，则字里行间，一代民族英雄的形象已呼之欲出。又如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是名闻遐迩的革命志士。孰知此人晚节不保，佳人作贼。抗日战争爆发后，汪即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论调，公开代表中国表示“愿意接受各国的和平调停和日本的和平条件”，主张对日妥协。与汪早年即私交甚笃的陈嘉庚先生闻此消息，怒不可遏，在几次发电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便断然于三九年十月以参政员的身份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发出仅二十几字的电报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卖国贼。”提案虽短，但含雷霆万钧之力，被称为“古今中国最伟大的一个提案”。不久，汪精卫在“近卫声明”的诱惑下，公开下水当了汉奸。陈嘉庚得知后，又向重庆迭发两电，要求严惩汪逆，以绝效尤、激励抗战。其中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蒋介石电云：“蒋委员长钧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故深知此义，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卖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不闻，乃敢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辑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这些弘扬民族大义的通电在当时的海内外均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联系潘受任由陈嘉庚担任主席的“南侨总会”的主任秘书，及其寿陈嘉庚七十大寿诗所作自述“我之获识公，公以文相属”、“咄彼汪伯彦，鼓簧肆狂瞀。都下唱董逃，媚贼幻虺蝮。寒夜噤群禽，整翮盘一鹗。……凡公诸所施，我忝操笔牍。不以我顽疏，巨细引商榷”，可知这些由陈嘉庚名义发出的文告通电均出自潘受之手。不独此也，在相关的诗作里，潘受又进一步对汪精卫作诛心之论：“丧心莫过汪廷俊，余论宁宽石敬瑭”（《话时事感赋十首》），则汪之叛国附敌，又不啻下认贼作父的石敬瑭一等。汪生前曾作诗明志：“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锜作鲁殇。”汪锜固可羡而为时已晚，至于“生惭郑国延韩命”，则拟于不伦，纯为巧肆簧舌、包藏祸心。抗战胜利后，潘受东归游南京梅花山，“过汪兆铭墓，棺已失去，惟乱石纵横而已”，不禁感慨系之：“高歌燕市少年时，归骨坟空怪失之。晚节甘为伪齐豫，鲁殇犹道羡汪锜。”以此则汪只为刘豫而非郑国，当汪早年燕市悲歌慷慨之时，倘若“引刀成一快”，则不失为现代版的“汪锜”，舍此不由，甘心附逆，托命倭寇卵翼之下，犹曰“死羡汪锜”，徒见其恬不知耻而已。如此人生败笔，自作自受，夫复何言。这样，潘受就用诗笔剥去汪逆这位早年在南洋华侨中声誉甚佳而晚节不终的巨奸大憝的画皮，而将其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八年抗战虽然胜利结束了，但这场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留给人们的思索也是沉重的。语云“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人必自侮，然后人侮”，诗人是敏感的，对历史经验教训的体会也是深刻的，在作于一九四八年的《中秋夜鹭江泛月赋示同游》一诗中潘受吟道：“壮哉形势金汤坚，建瓴可保东南全。赵蹶朱倾海变田，胡为昨复遭腥膻？沉吟往事盱垓埏，后之守者其鉴焉。”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屡“遭腥膻”，固缘于外寇强梁，亦由于国之不竞。抗战胜利诚然可喜，但更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个民族只有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在挫折中奋勇前进。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亦有大不尽然者，前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曾说：“蒋介石总统阁下在战争结束那一天，发表‘对于日本人，应以德报怨’的著名声明，使日本全国国民感激……”“以德报怨”诚然能体现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风度，但也要有原则。无原则的“以德报怨”，对饱受倭患的中国人民来说，那无疑是一种犯罪。国民政府在这一方面的种种做法甚至连战争赔款都放弃追索的“豪举”，日本国国民是“感激”了，但中国人民便难免愤怒且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处士横议。作为一位华侨诗人，针对倭寇“天骄不免为降虏”的结局，在看法上便显得有理智得多：“悟彻佳兵凶器否？相亲笑待洗心来。”（《自宁赴沪沿途各站时见日降兵甚众待命遣归》）“相亲”是可以的，但必须“洗心”，要深刻忏悔自己玩弄“佳兵”的罪恶历史，舍此前提，“以德报怨”便无从谈起。对于潘受来说，这种思想决非一时兴到之见而是一以贯之的。四十年代末期，他由祖国重返新加坡后，对于倭寇这一段侵略史仍刻骨铭心，不断地触景生情。一九六二年，当他听说在新加坡近郊连日发掘出多处日寇占领时期集体屠杀的数以万计的当地各民族非武装人士之遗骸后，即情不能抑，作诗以鸣愤：“连朝发丘垅，万骨骇枕藉。至今二十年，肝脑有未化。呜呼冤实深，切齿同泣下。世能已杀戮，冤鬼哭当罢。”（《元夜常凯法师招集伽陀精舍赋呈凯师暨傅李苏郑诸公》）新加坡东岸勿洛，亦为一九四二年倭寇大规模屠杀华人之处，数年后此地即成歌台舞榭、呼卢喝雉之所，潘受曾于“月夜过此茗坐”，情不能已。感赋《满江红》一阕：“东虏南窥，闻曾此，狂屠吾族。千义士、血添波浪，海翻红哭。何处鹃来凭吊骨，当时鱼避横飞肉。渐夜深、渔鬼火交明，悲风作。尘劫换，笙歌续。沿废垒，驰香轂。满月台花榭，酒春人玉。拂镜翩翩狐步舞，绕梁隐隐乌栖曲。尽坐间、呼喝助寒潮，喧幺六。”历史不能淡忘。为此潘受言之谆谆，我们亦断然不能听之渺渺，因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如果结合近十几年以来日本极右势力将侵略中国说成出入中国、南京大屠杀为子虚乌有、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解放亚洲人民等颠倒历史的谬论，以及日本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等拙劣表现，我们难道不由衷地赞佩潘受先生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现实所保持的清醒认识吗？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如此麻木不仁的一幕是再也不能在现代的中国重演了。
2、怒政府之不争，哀人民之不幸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潘受曾多次从南洋回国，有近十年时间都辗转于国内各地，其中从四二年至四六年，仅在战时陪都重庆一地就滞居了五年。在这并不算短的时间里，潘受逐渐溶进了中国社会的深处，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对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及民不聊生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这对于一个热诚爱国并对祖国抱有无限期望的华侨知识分子来说，由此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激起的满腔悲愤是非寻常人所能想像的。潘受是位诗人，孔子曰：“诗可以怨。”潘受表达其“怨”的最佳方式便是将满腔悲愤形成于诗，危言核论，触处起棱。《毛诗·郑笺》曾云“用心专者怨必深”，所谓爱极恨生，就潘受来说，对满目疮痍的祖国针肓起废，也就是说通过“恨”来表达“爱”，这是其爱国的又一独特表现形式。
（1）怒政府之不争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国势不振，究其原因，除列强的蚕食鲸吞、压迫剥削外，从晚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继起的南京国民政府虽以实行“三民主义”高自标榜，但事实上亦并未后来居上，有些地方较之此前政府表现得更为不堪。“旁观者清”，我们且来看看潘受这位华侨诗人笔下的国民政府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堪”。
文恬武嬉、苟且偷安：抗战前夕，潘受因事至上海，当他夜步黄浦滩头，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的却是一幅洋人喧宾夺主的景象：“一市销金能竭国，四夷分土久喧宾。”在这座经历了“一二八”事变的城市，他亦再次明显地感觉到了一股杀机在潜滋暗长：“燹余草木回青未？又见笙歌伏战尘。”尽管狼烟四起，而南京政府仍在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在潘受借古喻今的《金陵四首》里，我们所看到的南京政府的文臣是“骨柔肤脆了无余，剃面薰衣出有车”，且对于民族大义充耳不闻，“解鲜卑语便高才，肉食安知左袵哀”，可说是蝇营狗苟，全无心肝；而其武将面对“辽海旌旗一叹嗟，国看日蹙岂无涯”的形势，则一筹莫展，徒使诗人发出“十年聚训思勾践，更有何人式怒蛙”的慨叹。如此的文恬武嬉，推究其原，问题皆出在中枢，所谓“无怪秦淮终古浊，浊山浊水是源流”，堕落至此，“民具尔瞻”的最高当轴岂能辞其咎乎？由这样的一批肉食者来主持抗战，又岂能尽如人意？于是，一件件骇人听闻的怪事便陆续发生了：“殷鉴要防樊若水，量江来混钓鱼舟”（《牛诸四首》），战衅既开，而南京政府行政院最高秘书黄秋岳却向日寇出卖国防机密，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位现代的樊若水；“莫道绍兴君相往，史书防有化来身”，当无数将士在抗日前线抛头颅洒热血之时，而重庆和东京之间居然密使往来，嘘寒问暖，如此连绍兴君相亦瞠乎其后的做法，岂非令国人齿冷？“胡尘四海今逾昔”（《成都访浣花草堂》），国民政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似此当倭寇猾夏之际，我们也只有随诗人一起呵壁而问了：“一恸金瓯今半缺，陆沉谁与起民魂？”（《泰山四首》）
放辟邪侈、纲纪全无：“旧国归来剩五噫”（《次韵奉答章行严辈见赠二首》），“旧国”固然可爱，而此时的“旧国”由于肉食者的人谋不臧，已是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除了“五噫”之外，我们这位海外归来的游子还能说什么呢？虽然如此，“流水不平生感慨，世间长是啼笑非”，我们从其“不平”而“生感慨”的诗句里，仍能读出许多婉而多讽的弦外之音：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即推行党化教育，倡“四维八德”，所谓“明礼义，知廉耻”、“尽忠孝，行信义，重仁爱，尚和平”，从抽象继承的角度来说，固然有其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但思想的内容可以是抽象的，而思想的落实却是具体的。华夏民族历来“身教”重于“言教”，如果执政党本身就“簠簋不饬”，那么其所倡导的“四维八德”的社会效果又将如何呢？在《孔林》一诗中，潘受就慨乎言之：“断无洙泗有回波，后世呶呶礼乐何？松柏冷含嘲笑意，倚风齐唱凤兮歌。”一党统治，毫无监督，必然会堕入“何德之衰”的泥淖，而寄生于其上的既得利益者也理所当然地会肆行无度，上下交征利，所为如此，则往者既不可谏，来者亦不可追矣。重庆是战时陪都，按理当为首善之区，然事实上当国难之际，却蜕化为藏污纳垢的首恶之地，潘受所云“陪都酣歌恒舞，几无战时气象”（《集杜五十首》之三自注），当为真实观感。流恶所及，整个国统区风气都为之一变，“酒肉朱门醉梦同，凭谁力障百川东”，“朱门”而一味醉生梦死，则国事真不可问矣。从潘受的诗中，我们看到“峨冠相贵烂羊头”的衮衮诸公们，有玩物丧志的：“葛岭家姬蟋蟀中”；有玩弄阴谋诡计的：“殿上有人方指鹿”；有专事意气之争的：“几时廉蔺可蠲嫌”；有制造党派摩擦的：“相煎谁惜豆萁才”；甚至有暗地输敌的：“微闻魏绛欲和戎。”（以上均引自《话时事感成十首》）尤为令人发指的是，“权门豪家，转以国难为福已肥身之计”，“走私风炽，有力者陆海空畅行无阻。”（均见《集杜五十首》自注）其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即用飞机从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抢运私产和洋狗，为此，西南联大教授吴晗痛斥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曾在昆明、重庆访问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亦在回忆录中说：“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消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而对于专制、腐败所激起的不满，国民党则实行高压政策。这一点，潘受身在重庆，感受亦深，所云“不闻李固言心疾，惟见张汤杀腹诽”，可见言路堵塞，万马齐喑；而“峻法惟闻诛窃钩”，则严刑苛法，民不堪命矣。真是豺狼当道，人间何世，倒确实应了他所说的“世间除睡更无甜”了。作为一介文人，潘受虽则慨叹“斩奸难请朱云剑”，但如此政权又岂能长治久安？仅过数年，潘受就无限感慨地给它唱了一曲葬歌：“送迎王霸了昏晨，谁解台城柳苦辛。山尚龙盘余旧姓，堂随燕去付新人。惊心一碧长江水，过眼千红昨日春。犹有后庭歌未歇，孔张脂粉倚风尘。”（《送迎一首是日立夏》）
（2）哀人民之不幸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潘受在抗战前后，辗转到过祖国许多地方，所见所闻，使他有可能把笔触伸向广阔的下层社会，将民生疾苦一一形诸诗篇。我们从这些随处触发的悲天悯人的诗句里，读到的是深沉的爱意，体会到的是作者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在《集杜五言律五十首》一则自注里，潘受列举了战时的三种人，其中，与“权门豪家”、“福已肥身”形成对比的是“兆民枯槁”。而造成“兆民枯槁”的原因除“一话佳兵佛亦悲”的战争因素外，其它多与政治不良有关。诸如官吏的贪墨：“四方硕鼠食苗肥，孰记人民久已非？鱼竭泽求行有尽，雀驱丛去恐无归”；捐税的苛重：“颇闻官府苛，箕敛多假借”；物价的暴涨：“泰山绝顶吾曾到，未及今年米价高”，等等。由此所造成的民生凋敝，真是触目惊心，尤其是在广大的乡村，因潘诗的记录，我们看到了疾病的流行：“瘿颈动成群，褴褛杂鹿豕。谁其为之所，哀哉亦人子”；哀鸿遍野：“朅来别有辛酸意，满目嗸鸿酖毒余”；直至罗掘俱尽，万户萧疏：“百里萧森山鬼路，千家呜咽石壕村。”《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曰：“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执政者如果弃此而不为，一味贱视民命，“苛政猛于虎”，则只能导致“民怒从知可覆灭”的结果。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这就是潘受这些对民生疾苦一掬同情之泪的诗篇给我们所提供的认识上的意义。
3、热爱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潘伯鹰序《海外庐诗》曰：“今人尝盛言爱国，然不知国之所以可爱，则其爱无由生。生此爱者，在教习宗国之文与史而已。”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华夏历史文化是激发无数炎黄子孙爱国的源头活水。对于生长在一个动荡时代、侨居异域、饱受外族欺凌的华侨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创造主体来说，华夏文化是由无数先贤创造的，又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的。作为一位富有深厚文化教养的华侨诗人，潘受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也是植根于挚爱祖国历史文化这一历史源泉的。而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必然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进而对创造、传承这种文化的先贤、时贤、后进亦发生热爱之情。因乎此，在潘受的诗里，我们便随处可看到他在爬梳祖国历史，礼敬华夏先贤；在交接直谅多闻之友，唱予和女，弘扬华夏文化；在推广华文教育，培养青年后进，以报本反始，在海外永远固守华夏文化之根。
（1）报本反始，讴歌华夏先贤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世界史学界，流传着一种“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奇谈怪论，影响所及，连中国本土的一些学者也拾人牙慧，推其波而助其澜。这实际上是在西方本位主义的压迫下，而形成的一种殖民地化文化心态在作祟。事实上，有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足以证明中华文明是由本土原生的文明。从古至今，我们既有自己完整的历史，因之也就有足够的能力数典而知其祖。“四百兆人同禹域，五千年祖溯轩辕”（《泰山四首》），潘诗中所说的轩辕黄帝就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炎黄子孙历来尊崇黄帝，尤其是侨居海外的华侨，尊崇黄帝已成了认祖归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最佳的表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0年五月，随由潘受任团长的南侨慰问团一起回国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即曾专程去陕西中部县“桥陵祭轩辕”。在寇氛四逼，民族多难的非常时期，这种祭陵的悲壮之举无疑是要固其本根，在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来寻找抗战的力量源泉。陈嘉庚至延安后，就曾发表演讲说：“我们虽然生长在南方，但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在西北，西北是我们的老家，到中部县我曾谒黄陵；……广大侨胞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也才能进一步激发华侨的爱国心，帮助祖国抗战，多作贡献。”（引自陈天绶、蔡春龙著《陈嘉庚之路》）此次祭陵，潘受因忙于率团至洛阳劳军，未能同去，留下遗憾，而这个遗憾直到他耄耋之年才得以弥补。据潘旭澜记述：“潘受给我特别突出的印象是祭拜黄帝陵。那是一九九六年四月三日，他由其子潘思颖医生陪同，从澳大利亚飞新加坡，再飞北京，转飞西安，然后乘汽车到黄陵县，登桥山，参加公祭黄帝陵。对于一位已八十五周岁的老人，倘非平生夙愿，不下大决心，重洋万里，辗转机车，是很难想象的。到了公祭，从高层官员到各界人士都三鞠躬，只有他跪在墓前行礼。也许他觉得，只有跪着才能表达对民族始祖的敬意。不但跪着行礼，还朗读一篇二三千字的祭文。这篇由他口授，潘思颖笔录的祭文，充满了他几十年对中华民族命运的认识与思考，充满了对海峡两岸问题及社会腐败丑恶的愤懑与忧患意识，充满对民族复兴的热切期待。这篇杜鹃啼血的祭文，由他长跪朗读，有心人看了听了，心中一定会感泣不已。联系到抗战期间，他从新加坡经缅甸，入云南、贵州，历尽千辛万苦，到内地好几个省慰问抗日军队，宣传民众捐款支援前线；联系他筚路蓝缕，参加创办南洋大学，在压力与风波中主持校政，为华文教育作出超常的贡献；联系到他将自己的住宅命名为‘海外庐’，以及其它许多诗词、对联、题字；联系他对文化大革命及一些政治运动对民族戕害的悲愤，在黄帝陵前的长跪和祭文，实在是高高捧着赤子之心的呼吁与祝愿。”（引自潘旭澜《高山流水——忆潘受先生》）在这段文字里作者对潘受拜祭黄陵心态的分析是准确的，可说有历史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确实发人深省。从黄帝一源发脉，中华民族在形成庞大的民族共同体过程中，曾经历了无数的劫难，古代如此，近现代亦莫不如此，其中的某些劫难，像潘受这一辈的华侨都曾及身而受，故感喟尤深，操心尤切，也因此而对于那些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疆拓土、恢张国势、推动历史文化发展的先贤极表崇敬，即使有缺点，也决不以一眚而掩大德。如游始皇陵时，他就曾为秦始皇鸣不平：“恢张华夏百无闻，但博千秋指暴君。公道斜晖轻一抹，轻轻低护祖龙坟。”游昆明大观楼时，即称颂汉武帝雄才大略，正式将云南收归汉朝版图：“海山万象一栏收，大观真堪号此楼。雄略至今思汉武，白崖如见彩云秋。”对武则天，始则有微词：“尽翻帝祚须眉局，亘古中华见此雌。……六郎莲貌终倾国，九月莲花恐不时”；继则曲终奏雅，一言论定：“毕竟光芒谁得掩，有唐文运实开之。”（《广元皇泽寺为武则天诞生处赐刻真容犹在作比丘尼装》）而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在赞颂之余，则不免感慨系之，寄厚望于未来矣：“伟哉奇功旷世无，李冰父子真禹徒。乃今华胄事事滞人后，是岂其才其能有不如古乎？噫噫！会看劣根顽性悉知改，刮垢还我慧光在。神州明日蔚多贤，玉垒浮云添异彩。”（《都江堰歌》）由这些内容，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潘诗所体现的民族感情是丰富的，而这种丰富的民族情感的产生，亦是与几代华侨的特殊经历密切相关的，诚如潘伯鹰所说的那样，近百年来，沿海居民“犯风涛以去国者滋众，其见绌于异族、自奋于勤苦、遭嗤辱而不改其俗，卒以植基固结于孤悬环嫉之地……”（《海外庐诗序》）早期华侨的这种“见绌于异族”的惨痛经历，除激发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倍加爱国外，也使他们对历史上那些反抗异族压迫、维护民族文化发展的英雄人物格外尊敬，并从中吸取巨大的力量，以深根固植其爱国主义情感。因之，对这一类的民族先贤的表彰也成为《海外庐诗》的内容之一。重要的即有七擒孟获的诸葛亮：“未必七擒真此地，故应千载慕高踪。衣冠政恐沦夷狄，怀古忧时一驻筇。”（《由缅甸入滇劳军过诸葛武侯擒孟获处》）有抗金的岳飞：“如此江山非宋室，不堪关塞又胡尘。千秋冤狱沉三字，万里长城坏一人。”（《西湖谒岳墓》）更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霸业雄图想旆旌，梅花一树赤嵌城。攘夷身手偏无命，波浪如山吊大鲸。”（《台湾杂诗》）这里所说的夷虽有内夷外夷之别，但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要保护中华民族免于遭受侵略，确保华夏文化的长足发展，正如潘受咏章太炎的那样：“余杭一代师，玉轪并扬马。其志则亭林，手欲援诸夏。”亭林如此，太炎如此，“日日登楼望乡国”的广大华侨亦莫不如此。因乎此，“手欲援诸夏”也就成为潘受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且作为立已成人的第一尺度。其诗歌往往就在这些地方深入灵魂深处，汹涌澎湃，极富感染力。
（2）唱予和女，弘扬华夏文化
潘受一生颇喜交友，大约气味相投吧，所交亦多为文化界直谅多闻之友，我们如果开一张并不完备的名单的话，这里面就有马一浮、乔大壮、章士钊、徐悲鸿、刘禺生、于右任、叶恭绰、郁达夫、傅抱石、潘伯鹰、沈尹默、钱钟书、俞平伯、赵朴初、叶圣陶、黄永玉等，尽管行辈不完全相同，但潘受均能与之笙磬相和、交厚而永。这些人大多学贯中西，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既能找到与古人通魂授意的良方，又能觅到打开中西文化交汇的锁钥，而这正是贞下起元之际，复兴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对于朝斯夕斯宗邦文化复兴的华侨诗人潘受来说，与这些人的交往便因具备了心志同构的基础，而有了一种文化上的意义，多了一种历史的企盼。故彼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弘扬民族文化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闪光的印记。因之在其诗作中，对这些道义之交处处显示着极大的温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如马一浮，抗战时期一度避地嘉州，在乌尤寺开设复性书院，借讲经传道来激发民族精神。潘受曾专程至乌尤寺访马，亲眼目睹马“雍容蓝布袍”、“大集儒流，讲说六艺”，不禁大为感动：“讲学康成切，传经子政劳。先生真不倦，吾道仰弥高。”在兵戈扰攘、“余子竞矜能”的浊世，马先生所自嘲的“东京卖饼家”生涯，虽不无“谁共挥斜日，从来感晓星”般的寂寞，但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却看桃李色，春已满门庭”（以上均引自《嘉州乌尤山访马一浮前辈次其濠上草堂即物成韵五首原韵奉赠》），则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在此而不在彼也。潘受是位书法家，对最能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书法的爱好，使他与国内许多书画名家均有交往，在重庆期间，即与书法大家沈尹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时，沈虽“大隐在霜台”，任监察委员，但在“冠盖巴山满”的陪都，这纯粹是一介冷官，沈亦自觉“幽居宜水国”，在“市尘黄不到”、“云天禹穴深”的环境里，精研诗书，久而弥笃。对于这样一位成就极高且乐于奖掖后进的前辈，潘受殊深向往之情：“过江风景切，眺望若为心。”在诗里不但称颂他的诗学成就：“平生词腹饱，鲸呑百川乾。每出新篇示，如披古作看”；尤对其书法成就推崇备至：“晚书南帖重，早岁北碑称。……得意何肥瘠，忘言任爱憎。”（以上均见《沈尹默先辈书其自题石田小筑五言律五首为长卷见贻次韵奉赠》）沈不但是一位书法家，更重要的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布道者。其最重要的贡献，当在于极左时代，登高疾呼，成立书法组织，创办书法培训班，撰写普及书法艺术文章，书写各种字帖，而培养了大批的书法家；因之在“全部砸碎”、极不宜于书法发展的时代，维持书法艺术于不坠，并迎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国的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正是靠这种默默奉献的担当精神，才得以经受浩劫而能流传有序、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潘受在重庆时期对沈的称颂是有道理的，是超前的，而沈本人也是受之无愧的。与沈尹默不同的是，章士钊则是一位游走于学术与政治边缘间的人物，“鹤警江山公隐后，鸡鸣风雨我来时”（《次韵奉答章行严先辈见赠二首》），由诗可知，潘结识章是在战时陪都，其时章已走下政坛，潘亦刚从海外来归。潘佩服章之诗书成就：“八分已接中郎席，一脉相承正则辞。”（同上）章亦对潘甚为欣赏，称潘品节为“声名江夏儿时事，气概扶余传里人”，尤其称其诗可与黄公度、邱沧海鼎足而三：“四季两公魁绝域，喜君下笔又如神。”（均见《喜国渠至自星州诗以迎之》）评价不可谓不高。章虽在旧式官场混迹多年，但正如潘诗所云“一脉相承正则辞”，他始终是一位不失良知有责任感的爱国知识分子。潘乐于同他交往，亦曾寄予厚望。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失败，章南下，遇潘于香港，潘赠诗曰：“棋劫故难和局了，笔锋欲刮旧邦新”，寄希望于章在新的政权中，以国之大老身份，为“旧邦维新”、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其后形势比人强、此愿遂虚。然浩劫初起，章上书最高当轴，欲调解毛、刘二公矛盾，直言二公交恶，非国家、民族之福。虽格于形势所求未果，固亦难能可贵。暮年仍仆仆京、港二地，为统一国家寻找和平之路，最后病死香港，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潘亦归道山，九原死友相见，环顾宇内，是赋“觇国骾言艰一吐，草玄心事抚千哀”呢？（见《行严丈偕德贞夫人枉过》）抑或赋“却看奇气双虹起，共待公来赋晚晴”呢（《次韵奉答行严丈过饮之作二首》）。在介于师友之间的学人中，潘受与乔大壮之间的交往最为密切。乔为一代才人，精文史诗词书法篆刻，工法文，善饮，貌和易而内行纯笃。潘之识乔是由于老友王芃生之介，“芃老首见余集杜之作，亟袖示壮翁，因获订交焉”，集中所云“赏音第一数王乔”之“王乔”，即分指王、乔二老。“自后数追随，文酒连日夕”，对乔之才高学博有深刻的认识，更对乔“衰世悠悠余叹凤，壮夫往往殉雕虫”（《次韵谢云声悼波外翁》），仅以一艺名世深感不平。乔之死，起因于抗战后对形势的不满：“颇言时政坏，收京愈骄肆。帑空杼轴焦，珠玉聚七贵”；尤其痛心于一子驾机参加内战：“一子隶飞将，旧使贼胆悸。今责杀国人，行且及我辈。填胸满悲愤，颜色不改瘁。百譬莫慰翁，翁盖蓄死志。”（《阅报大壮翁于七月三日自沉于苏州城外诗以悼之四首》）乔之死震惊世人，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潘受闻讯极为悲愤：“翻箧抚赠篇，感旧泪沾臆。”（同上）将壮翁同屈子相比：“斯人屈贾徒，流波夺之去。……悲哉湘水魂，迢递千里路。流波靡不通，想当通尺素。”（同上）虽则屈、贾毕竟有异，但忠于信念，有守有为，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却是两者所同有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又岂能不认同潘受对乔的评价？潘受与同辈交往最密切的当推潘伯鹰。二人相识亦始于陪都，其时潘伯鹰“数数闻章行严、乔大壮、王芃生诸先生称其异，与共论议，得其诗读之，而后叹息始未尝知侨民有此人。”（潘伯鹰《海外庐诗·序》）尽管二人论学有异，伯鹰诗专学山谷，书法王、褚；潘受诗则兼法唐、宋，书学颜、何，但道并行而不相悖，仍无碍于二人成为道义之交，甚至是生死之交。从重庆、到上海、到香港，均过从甚密，伯鹰所云“交游韩孟云龙逐，居处橑楣草木香”，确为二人交往实情。彼此集中唱和之作亦甚多，弘扬传统文化不遗余力。潘受南返前，伯鹰曾制序相赠。鼎革后，二人分处天南海北，虽难通音问，然形迹之拘固无改心心相印。伯鹰十年浩劫逝世后，潘受将老友诗稿收集在海外出版，暮年重病在床，仍力疾为《潘伯鹰书法集》撰序，初不以生死异路而掉以轻心。走笔至此，不禁由衷感到前辈风义真不可及。我们现在提倡国学、弘扬传统文化，但须知传统文化的精神首重践履。我们的先辈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著作，但更值得我们尊崇的，恐怕还是前辈们将传统文化的精神融进血液，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现身说法，无事辞费。革命以还，此种重践履的古调不弹久矣，学术与力行打成两橛，福耶祸耶？当有知者！
（3）薪火相传，推广华文教育，培养青年后进
中华民族历来是个富于包容的民族，传统儒学尊王攘夷，夷夏大防虽悬为厉禁，固无碍其兼容并蓄也。从本质意义上说，这种夷夏大防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所谓“夏则夏之，夷则夷之”，实为探本通达之论。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有一段名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寒，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细味斯义，顾之亡天下实为文化的沦亡，也即是“以夷变夏”也。若按国史，在中华民族内部，我们也确曾有过几次“以夷变夏”的遭遇，如五胡乱中华、蒙古人亡宋建元、满州人亡明建清等，但这种“以夷变夏”只是军事上的，军事上一时的力量终究抵御不了文化上持久强大的力量，最终反而是“以夏变夷”，是五胡、蒙古人、满州人被汉文化所同化。虽然如此，到了近代，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优势文化因受到先进的西洋文明的冲击，而顿然相形见绌、一蹶不振。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为勉力应对，倡“中体西用”者有之，倡“全盘西化”者亦有之，其实都是各走偏锋，过犹不及。“中体”不尽皆好，“西化”亦不尽均优。比较合理的当以民族为本位，固守民族固有之价值，然后就两种文化择优而调和之。其中，民族本位是前提，绝对不能放弃。经济、科技可以全球化，文化则不能。人文的极致是充分地张扬个性，从终极意义上说，富有个性的民族文化存在即是国之存在。在强势文化的进逼下，倘若我们连民族本根都拔掉，全盘缴械，则这种无个性、无灵魂的纯物质化国家虽存犹亡。只有依托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到华侨中的有识之士在海外推行华文教育，其用心良苦与精神执着所蕴含的巨大人文价值。
近代华侨分布以南洋一地最多。南洋各地大多为西方殖民地，在宗邦不竞、且主客异势的情况下，华侨所受的压迫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华侨是爱国的，但身处“孤悬环嫉之地”，遭受强势文化的压迫，倘若不习固有文化，则数代而后，数典忘祖，不知本根所在，纵然爱国亦不知国之何以可爱，此真“以夷变夏”矣。潘伯鹰曰：“吾民（华侨）浑噩朴诚，不知书而又受制于异邦法如此；顾事实所昭，忠义愤发，深护其宗国，不以万里为隔，不以百年而变，乃独如彼，苟善教之，其功讵可量哉！然其事既已不可望之政府，厥在吾民自谋耳。吾民既伤浑噩朴诚者之众多，不足以集事，则贤士君子之责不容谢也。”（《海外庐诗·序》）在潘伯鹰的心目中，潘受就是这样一位能勇于担当华侨“教化”之责的“贤士君子”，事实也确是如此。潘受十九岁即南渡新加坡，除短期任过报纸编辑外，大多时间均在各华侨学校任教，从其曾担任六年校长的道南学校的校名即可看出，这些学校是以传授、弘扬华夏文化为宗旨的。一九五三年，作为华文教育体系的进一步提升，也即是潘诗所说的“轩辕苗裔五千载，声教所及垂无穷。南暨炎海绪忧坠，启此一角扶春风”，南洋华侨拟在新加坡筹建一所培养华侨子弟的高等学府，并成立了以陈六使为主席的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潘受亦参加筹办工作，任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派人专程赴美聘林语堂为南大校长，但林就任后仅过六个半月，未等南大开学，就因轰动一时的“南大预算案”于五五年四月辞职飞离新加坡。林此举在南洋华侨中颇受非议，《海外庐诗》中作于同年的《春风二首》、《感春》、《饯春》四律似专为此事而发。其中，“文章涕唾拾中郎”，讽林文章拾袁中郎残唾；“荐鹗可真如北海，卧龙传复起南阳”，讽林徒有其名，根本比不上“鸷鸟累百，不如一鹗”的祢衡和初出茅庐、大展宏图的诸葛亮；“棋边每露猧儿脚，彼美图翻一局新”，当指林节外生枝提出的大而无当、搅乱全局的预算方案，盖彼美者，西方美人也，林语堂聘自于美国也；“拔宅飞升溷列真，相怜鸡犬又风尘。……何妨且跨扬州鹤，十万腰缠气概新”，应指林辞职后领取遣散费再加两年半的薪水共七万二千多元新加坡币，率包含女儿、女婿、侄儿在内的全套“任人唯亲”的校长班子，飞离新加坡。讽刺虽稍刻薄，但亦林有以取之。林离校后，潘受受委出任大学秘书长，在没有校长的情况下，实际主持校政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虽受到能力资历方面的质疑（潘只有中学学历），经受各种风波和压力，但仍然忍辱负重，兢兢业业，终把南大引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在《后春风二首》里，他为南大的华文教育初具规模而欣慰：“部署春风启此山，弦歌声渐启龙鸾。种松佇望参天大，伐棘方欣拓地宽”；他热切地希望能通过华文教育弘扬华夏文化：“万古中华齐日月，百川巨海共波澜。”虽然南大实行的是华文教育体系，但他并不保守，主张兼容并蓄：“孔释耶回共冶中，看胎异彩破鸿濛”（《南园答客问一首》）；“咄哉文化岂私物，江湖政要相流通。”（《南大落成典礼》）并对诸生进德修业立下了很高的标准：“高山仰止止至善，诸生善保清明躬。兼善兼爱推恩耳，大道极致为大同。”（同上）教育是百年大计，培养人才殊非易事，因此，他反对急功近利：“一时敢望花争艳，十载方知种树功”（《南园答客问》）；期望同人：“艰难缔造念同志，既克有初宜有终。”（《南大落成典礼》）一九六0年，南大第一届学生毕业，潘受参加了毕业典礼，看到“多士龙门同鲤跃，一时鲲海待鹏抟”的场面，极为欣慰，勉励毕业诸生：“汤盘堪作则，新又日新之”；“无为徒自韫，珍重济川材。”（均见《南园送别第一届毕业诸生二首》）此后，他即辞去校职，专事文学艺术研究。在《别南园八首》里，他对几年的办学生涯进行了总结，认为虽然众口悠悠，非议时有，但南大办得还是成功的，所造就诸生亦可望“会是扶余开国手，英雄何止一虬髯”；至于他自己，则自信“平生履历堪夸处，但博头衔一字人”，当得起一个大写的“人”字；最后，他满怀深情地祝愿南大：“传语风云好呵护，年年春色满南园。”虽然以后的华文教育仍一波三折，但潘受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其在弘扬华夏文化、增强海外华人凝聚力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亦是超常的。而其诗歌，正因为记录了这段曲折感人的经历，洋溢着立已成人的人文主义精神，而平添了几分厚重，有着诗史的价值。
4、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
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潘受虽久居海外，但多次回国，游屐处处，留下了大量的赞美祖国河山的诗篇。在《留滞黔中诗以代札答乡人问二首》中，即对这种徐霞客式的爱好作了生动的夫子自道：“涉水攀山我不忧，生非肉相转宜游。一身懒效营三窟，双脚忙于踏九州。每欲远行邀笔往，偶逢佳处写诗留……”古人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正是由于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潘受才连类而移情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偶逢佳处写诗留”，创作出大量的声情并茂、极具个性的山水诗佳作。在潘受的笔下，东南的山水无疑是优美的，从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六朝古都的“千古春风香不断，紫金山下万梅花”（《紫金山梅花》）；可以观赏到三万六千顷太湖的“七十二峰纷竞秀，一峰雨过一峰青”（《太湖杂诗》）；至于苏州，则“绕郭有山皆置塔，入城无处不通舟”（《苏州杂诗》），大可感同身受地体验一下清亮的水乡情调。与江南山水风光旖旎不同的是，潘受笔下的北方山水则纯粹是一派雄浑磅礴的壮丽景象。济南是：“济南才气东坡似，出地奇皆万斛才”（《济南杂诗》）；历山是：“舜自不闻休更叫，鬓边波浪走黄河”（同上）；泰山是：“风急吹云扶脚上，雨寒挟雪打头来”，“三千弱水蓬莱远，百万重山世界卑”（《泰山四首》）；华山是：“三峰碍日月，一石饱乾坤。大哉太华山，其气压中原”（《华山五首》），莫不元气鼓荡，大声镗鞳。抗战时期，潘受曾多次辗转西南地区，栉风沐雨，琐尾流离，故笔锋所及，又是一番奇丽景象。我们循览潘受的这部分诗卷，所看到的山是：“手携三尺桄榔杖，直赶山群入贵阳”（《黔中杂诗》）；“琉璃翡翠成屏障，雪点苍山十九峰。”（《滇中杂诗》）所看到的地是：“相逢频蹙相劳苦，天太无晴地不平”（同上）。所看到的瀑布是：“声威十里逼人寒，江立河悬骇此观。”（同上）所看到的峡江是：“跕跕惊鸢色，荒江瘴满林。纡迴迷向背，顷刻变晴阴。水怒翻疑静，天低乍欲沉。”（《过怒江》）所看到的山水交汇是：“万山皆虎踞，一水挟龙趋。”（《发保山过澜沧江功果桥行前在西南运输处华侨机工大队慰劳会席上讲话》）所看到的菜花是：“七十二湾湾到顶，菜花黄入碧云天。”（《黔中杂诗》）所看到的茶花是：“漾濞西环洱海东，茶花如火正春浓。”（《滇中杂诗》）甚至还能看到大片的罂粟花：“一种妖姬色，花开亦可怜。无人惩祸水，犹毒我山川。”（《滇南续写四首》）西南历来属边徼蛮荒之地，诗人少有涉足，虽是风光奇丽，惝恍迷离，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无诗文生发，终致湮没不彰、渺焉无闻。回溯前代，仅明朝徐霞客在游记中有所描述；近代以还，郑珍而外，着力刻画西南山水之美的，当首推潘受。祖国之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由这些饱孕爱意、充满奇气的诗篇，我们才由衷地感觉到，中华大地，真是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不独此也，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山水之间，人文勃兴；人文山水，融合无间，相得益彰，每令诗人沉醉其间，不能自已。作为诗人，潘受既为我们充分描述了祖国河山的自然之美，同时又将笔触伸向自然的深处，为我们发掘彰显了祖国河山所饱孕的广博深厚的人文之美。在潘受这位海外游子看来，徜徉在祖国山水之间，天与人是合一的，人溶进了自然，自然亦充分地人化了，并与人痛痒相关，充分显示了富于人情的一面。谓予不信，请看牛诸的浪声即在为诗人的豪言壮语而喝彩：“敢云某亦能高咏，自有江声浪蹴天”（《牛诸四首》）；太白山亦共诗人在伤时：“青山本是无情物，一夜伤时也白头”（《自西安赴咸阳望太白秦岭夜雪盈颠感日来闻见成此短述》）；草山亦为游子归来、乡音悦耳而沉醉：“梦回一枕乡音里，细雨昏灯醉草山。”（《台湾杂诗》）至于“应是小休聊此憩，山泉一曲亦劳歌”（《劳山二首》），未妨视为人生“小我”的自慰自勉；而“日送三江波赴海，何曾此子倦津梁”（《乌尤山二首》），则无疑张扬的是人生“大我”的担当意识，利他精神。当然，这种自然的人化只是潘受彰显祖国河山富于人文美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这种人文美还在于它富有厚重的历史性。在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上，曾上演过一幕幕的历史活剧，山水之间，承载着太多的历史信息，无数的诗人扬葩振藻，歌斯哭斯，留下了大量怀古感今之作，益人神智，启人深思，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山川，即使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也以我们中华民族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厚重。潘受是个精通祖国历史文化的人，像历史上许多杰出的诗人一样，他有足够的能力发掘并表现山川之间这种富有深度的人文之美。在山水之间，他抚拍历史、月旦人物，极尽移步换形之妙。由“人文鲁国通邹国，碑碣秦年杂汉年”（《泰山四首》），我们方能从真正意义上认识泰山的博大精深；由“薰沐登山还望海，田单吊罢吊田横”（《劳山二首》），我们方知什么叫气节、骨气，什么叫民族的脊梁；由“却羡青山免谣诼，雍容天际画蛾眉”（《牛诸四首》），我们方知“谣诼蛾眉”非屈子一人悲剧，除青山而外，无数精英都难免异代相感，放声一哭；由“依然茅屋秋风破，不断柴门逝水流”（《成都访浣花草堂》），我们方知千古文章与万户侯，孰轻孰重；由“刘项都归梦一场，鸿门今是小农庄”（《鸿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刘、项的龙争虎斗“都归梦一场”，那么后来无数的“刘、项”为什么还乐此而不疲？这虽是个简单的老话题，但又有几人能真正参透其中的奥秘？诸如此类，我们从中处处都可触摸到历史的脉搏，在在能读到历史的沧桑，如果不是对祖国怀有大爱，是作不出这样饱含感情、引发人们深度思索的山水之作的。可以说，对祖国的热爱造就了潘受的山水诗，而潘受的山水诗又在更高的层面上倾诉了对祖国的热爱。潘受这类诗的人文价值在此，而其审美价值也因之更见厚重、弥多兴味。
二
潘受的诗，早年在家乡即受到乡贤的交口称赞；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亦受到章士钊、乔大壮、潘伯鹰等诗坛大家的一致推重；晚年更成为海外诗坛岿然独存的鲁殿灵光。能享有如此重名，既非乡贤徇乡曲之私有以致之，亦非由友朋之佞而浪得虚名，主因还是其诗戛戛独造，确有过人之处。大致说来，潘诗走的是熔铸唐宋一路，于杜诗寢馈甚深，这从他能大量灵活自如地集杜诗即可看出。但他并没有在老杜一家门下讨生活，而是化杜之厚重为轻隽，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吸取了性灵派的一些长处，多巧思，用活法，既典雅，又精致，没有明显的败笔，十分地耐人寻味。
潘受虽对袁枚颇为尊崇，但所作《错公代人求题袁随园手书诗册全册密圈几遍》却云：“文章一代姓名重，此是随园手写诗。毕竟性灵真有几，费他如许密圈儿”，则于尊崇中又颇致微词。那么何谓“性灵”？“性灵”即是为诗要有真性情、真感情。诚如《随园诗话》卷一所说：“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且这样鲜活的“性灵”要通过鲜活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达到鲜活的艺术效果。由此主真挚而反对虚假，主生新而反对陈腐，不作套语，不填公式，写得活，写得贴切，“即情生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光景常新”。对照袁枚的诗作，我们可见其并未达到自己所悬的目标。潘受对此颇有微词，则其本人在艺术上的祈向所在应可想而知。我们看潘受的诗，虽然他并未标榜“性灵”，且亦无意成为“性灵派”的诗人，但“写得活、写得贴切”却是他灵府中所隐隐常悬的一个目标，故所作每有“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光景常新”的艺术效果。下面不妨作具体分析：
（一）精于造境
王国维曰：“词以境界为上，有境自成高格……”（《人间词话》）词然，诗亦然。何谓“境界”呢？“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同上）这里首重的应是“真感情”，因为“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亦才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王国维《文学小言》）但事实上是，能“感自己之感”者，未必即能“言自己之言”。观物写景，固须感情真挚，亦须得有恰当的表现形式，倘若文不逮意，则亦不能有如许境界，正如陆机《文赋》所说：“恒患意不称物，辞不达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那么意能称物、辞可达意的标准是什么呢？答曰“不隔”。不论是“写情”还是“写景”，凡是直接能给人以一种鲜明、生动、真切感受的则为“不隔”，反之则为“隔”。“隔”与“不隔”全视乎能否真切地表达“真感情、真景物”。准此以求，则潘受诗作，真可谓“不隔”且“境界全出矣”。其所以然者，在于能不拘一格地运用多种巧妙的艺术手段，方才产生了如此“不隔”的艺术效果。
1、联想丰富
诗忌平铺直叙。必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能不粘不脱者方可为诗。著名学者傅庚生曾说：“深情必达之以深入之文字，深入即是多一层联想。若单纯平直，则辞俭于情矣。方人之情有所会，感有所触也，往往将内在之颜色涂染于外在事物之表，增益其鲜明或加重其黯晦。更往往凭依己身情感之悲愉，重视或漠视与情感趋向有关涉或无关涉之事物。”（《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诚然，由联想而移情，则诗意生矣，境界出矣，故傅先生特别强调联想的作用：“情感之发展与浸淫，只是一派联想，文学原为凭依情感之触发而生，自然颇重联想工夫。或有缺失，则不足以达情感之真蕴也。”（同上）作为诗人，潘受秉性既厚，想象亦超，故情动言发，一切皆成“有我”之境。具体来说，这首先表现为善于刻画物象。联想所及，灵光四射，静态的物象顿然被活化为人的形象，具备了赋性各异的人的生命。如题司徒乔画华山莲花峰诗曰：“西峰莲影似名姝，偕老寒松古丈夫。一角人天清净界，傥容片席割分吾。”由莲影而联想到名姝，由寒松而联想到古丈夫，则名姝之秀、丈夫之古，与夫欲割名山片席之“吾”之奇，相映成趣，一角人天清净世界如经化工之手，烟霞氤氲，跃然纸上。又如写牛渚蛾眉亭诗云：“惊波时有覆舟危，万窍风兼嫉意吹。却羡青山免谣诼，雍容天际画蛾眉。”此诗先由青山如蛾眉，而联想到蛾眉女子，继由蛾眉女子而联想到《离骚》名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然后翻转一笔，反话正说，“却羡青山免谣诼”，则愈刻画青山“雍容天际画蛾眉”而可免“谣诼”的形象，则愈衬得人间蛾眉遍遭“谣诼”之不堪矣。此作一波三折，纯用曲笔，曲则深，而无联想则不能致曲亦并不能致深，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讲的正是这个意思。其次，表现为通过联想，善于给笔下的事物赋予人的情感，具备人的喜怒哀乐。在这些刻意营造的充满人文精神的诗意世界中，自然物如人一样充满着活力：“蟋蟀勇争秋世界，蟪蛄勤擅闹工夫”（《夜起有述》）；如人一样的施予着仁爱：“芭蕉攘臂无人见，暗替千花展绿阴”（《芭蕉一首》）；如人一样的多情：“多情只有黄河水，护住秦关百二重”（《题司徒乔华山之行水彩写生八首》）；更像人一样珍视经久不变的友谊：“山最多情劳佇待，石皆如故不曾移”（《万山岩》），重劳来：“应是春风知我至，海棠红候客窗前”（《避寇归国小居昆明大观楼五首》），亦重送往：“亦有绿波南浦意，众峰连臂送人归”（《金马仑高原即事八首》），等等，佳什如许，端在于有联想，能移情。倘无联想，则不能移情，写得再精，也只是范山模水、剪彩刻花、有物理而无人情而已。诗而无人情，则其能感人也几希。其三，表现为通过联想，于所咏物象暗寓理趣，不作直笔，透一层说。如“水本低心甘就下，山如负气欲争高”（《侧身一首》），即耐人寻味；又如“我最羡鱼无世故，江湖相遇便相忘”（《陈希文画鱼》），鱼而无世故可相忘于江湖，则人而有世故必不能相忘于江湖，是为福耶抑祸耶？再如“百叩低头但沉默，始知老树阅人多”（《清人山水画册为不息庐题八首》），阅人多而沉默，则此中关捩谁能发覆？还如“何物老僧刑赏外，指麾日月过蒲团”（《李时霖属题所作画二首》）。刑赏之外，与物无竞，方可自作主宰，指麾日月，以平常心享受属于人的一切；若游于刑赏之内，心为物役，日月错行，徒见其行尸走肉，尚何人之生活可言。茫茫大千，参透此层玄关者能有几人？其四，通过联想，可为画作“补白”。诗、画为两种艺术，二者有区别亦有联系。所谓“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潘受精于题画，可说是此中圣手。中国画历来讲究虚实，强调留白，而这些留下的“虚”处、“白”处，恰好给诗人提供了驰骋之地。潘受题画专从此处入手，思逐云外，联想丰富，时有惊人之笔。“风光虽好终萧瑟，如此江山正欠人”（《清人山水画册为不息庐题八首》），人为江山之主，画山水而“欠人”，则谁为江山生色？此诗一题，不啻画龙点睛，为萧瑟江山顿添光彩。“此不画人吾不怪，早无六一解听秋”，（同上），可人如欧阳子者能有几人？既无解人“听秋”，则画山水而“欠人”也固宜。同为画山水“欠人”，虽立论相反，却言之甚辩，卓有至理。“苍髯飘残腥，适间啖一鬼”（《白石老人画醉钟馗为竹贞题》），“残腥”岂可画得出而适可写出，则“残腥”者，“适间啖一鬼”也，此真绝妙好辞，读之痛快淋漓，欲令人浮一大白。“何时草木能参政，我欲高呼选此君”（《题凌叔华女士花卉写生五首》），画竹倘仅云虚怀直节亦为恒言，由虚怀直节而“高呼选此君”“参政”，则不独奇思妙想，亦并有现代意识，经此一题，则此诗此画珠联璧合，同为不朽矣！
2、夸饰有致
王充《论衡·艺增》曰：“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既云“世俗所患”，可见王充并不认同这种“言事增其实”的夸饰式的表现手法。但此事亦不可一概而论。王说若为撰史论理之作，固为不易之论；若将以发舒情感为特征的诗文之作皆包含在内，则未免胶柱鼓瑟，不堪语于大道。盖文学既以发舒情感为特征，倘不踵事增华、张皇其辞，实不足以动人视听。那种规行矩步、寻行数墨之作，只堪覆瓿，岂能入人？以此，夸饰手法的运用，当为诗文表现的正格，原是不足为诗文病的。虽然如此，夸张亦应有所节制，若一味放逸，诞而不经，徒见其河汉其言，入人云乎哉！必如刘彦和所云“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方可称得上是“允执厥中”。执此以求，则《海外庐诗》中，有当于“允执厥中”夸饰手法运用的，所在皆有，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里，我们不必毛举论列，只就其中运用得最有情致的一种略举三例以为说明，尝鼎一脔，知味可也。
（1）“素书休怨久寥寥，呼吸能通大海潮。”（《素书》）
呼吸方寸间耳，而大海潮则何等宏阔，方寸之地而能通宏阔，则方寸之地亦并成宏阔之域矣。
（2）“何物归来堪赠汝，囊中只带泰山云。”（《归抵新加坡示尔芬》）
囊中为芥子世界，而泰山云则混茫无边，囊中而带泰山云，则不啻芥子含须弥矣。
（3）“书生用武非无地，鞭笞秦汉寸石中”（《林惠瀛属题其所作印存》）
寸石为小，秦汉为大，能鞭笞秦汉入寸石中，则寸石一若秦汉之厚重壮阔、不可方物，如此，则书生用武天地，亦岂让于秦皇汉武之鞭笞宇内哉！
它若“三万六千吾径醉，酒肠捭阖太湖波”（《饮鼋头诸酒家》）、“落日一鞭哀角里，满身苍翠下终南”（《秦中杂诗》）、“借万里波浇垒块，带千行泪洗疮痍”（《有赠》）等，皆属此类。此类诗以大形小，复以小摄大，最终营造出一种虽小亦大的夸饰效果。寻常事物，经此夸饰，便觉形象鲜明，味永而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3、比喻精巧
《诗经》六义，比居一焉。朱熹《诗经集传》释之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从本质上说，比是一种形象思维的方法。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感情的激发、联想和对事物的描写都是结合具体的形象来进行的，而采用比这种形象思维的创作方法，即可多维地强化诗歌的形象性，增加艺术的感染力。故历来诗家多喜采用比法，潘受也不例外，思力所至，比喻层出，“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莫不新鲜、贴切，“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同上）具体来说，有以物喻物的，如：“枯田生黄埃，风热若炮烙”（《缅北速写五首》），借“炮烙”比“风热”，简直是鞭辟入里，想人所不能想；又如“照影十洲归掣电，通辞千里托微波”（《自有电视为娱益懒出门矣戏成此咏》），电视是一门声像技术，有电、有无线电波方可显示声像，这里借自然界中的“掣电”来比喻物理学上的“电”，有电方有“照影十洲”的影像；借《洛神赋》“托微波而通辞”中的“微波”来喻“无线电波”，有无线电波方有“千里通辞”的声音效果。比喻至此，真可谓巧妙绝伦，得未曾有。有以物喻人的，如：“顾影山灵亦怜我，两肩瘦并两峰高”（《西湖杂诗》），以“两峰高”比况“两肩瘦”，显得形象生动，寒态可掬；又如咏荷花：“擎残翠盖当风雨，谁识荷花有苦心”（《题凌叔华女士花卉写生五首》），此诗作于一九五九年，其时潘受正在南洋大学勉为其难负责校政任上，借荷之“苦心”以喻已之办学“苦心”，实寄托了身世之感，十分地耐人寻味。有以人喻物的，如：“济南才气东坡似，出地奇皆万斛泉”，以东坡才似万斛泉涌喻泉城济南之万斛泉出，亦想落天外，而深中肯綮。有以人喻动物的，如一九五四年，“有孔雀来止吾屋上，邻儿挟弹环伺不可得，百计威侮亦不去，明日仍在，诗以招之”，诗共三首，其中有联云：“望门投止如张俭，避地淹留作管宁”，以“望门投止”之张俭喻孔雀之“来止”，复以“避地淹留”之管宁喻孔雀之“不去”，双相比喻，既贴切生动，又显示孔雀卓尔不群的身份。有以动物喻人的，如“日日登楼望乡国，子规啼罢鹧鸪啼”（《癸巳呓辞》），子规的啼声似为“不如归去”，鹧鸪的啼声似为“行不得也哥哥”，这里以两种鸟的鸣声隐喻作者归与不归的两种心理，把一位久滞海外的华侨想望祖国、欲归而又不能归的复杂心情刻画得含蓄、深沉，十分地耐人咀嚼，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
4、造语新奇
宋梅尧臣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见《六一诗话》）《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意境为诗之“形而上者”的话，则“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语言便是承载意境的载体。一首诗，诗境是否动人，诗意是否畅达，遣词造句是最基本的，却也是最关键的。诚如傅庚生先生所说：“累字以成句，积句而成篇，一篇之中，字句其基本矣。”（《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因而古人于诗常以一字论优劣，力求字斟句酌，“语不惊人死不休”。《唐子西语录》云：“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殆近法家，难以言恕矣，故谓之诗律。东坡云：‘敢将诗律斗深严。’余亦云：‘诗律伤严近寡恩’。”我们再来看看潘受的诗，其“诗律伤严”的一个突出表现即在于炼字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作为儒者，潘受立身行事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而作诗则否，遣词造句追求一种迥不犹人的奇气，处处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如“霎时一梦非人世，乱摘星辰挂枕边”（《巴士班让周老别业二首》），星辰而可挂枕边，则一“挂”字用得奇而逸，恍惚之间，真非人间世矣。“曲肱日高卧，鼾声颂天地”（《新老招饮新居出纪念册索句》），以鼾声颂天地，真亏潘先生想得出，如此用“颂”字，真可谓奇而警矣。“心事略如过洛水，鬓丝渐不赦樊川”（《次韵奉和鹰公坚道之作》），“鬓丝渐不赦”，见得流光无情、老大易至，则“赦”字真用得奇而狠矣。它如“看汝更翻飞，相将驮落日”（《乌》）之“驮”字，则奇而稳矣；“奋绿草如收失地，动红花亦助奇兵”（《后春风二首》）之“奋”字、“动”字，则奇而怒矣；“霜浓蓟北瞻新国，火急江南踏乱山”（《鹰公在港每过余啸咏昨有海舶遂留书为别匆匆北归写此怀之》）“踏”字，则奇而肆矣；“一山云护松为国，百里风吹草涨天”（《碧瑶二首》）之“涨”字，则奇而放矣；“即今照影余双塔，如此穷秋瘦一城”（《归抵泉州过南门顺济大桥卖花声不复闻矣》）之“瘦”字，则奇而清矣；“夕阳楼接千山紫，大海波环一屿青”（《鼓浪屿宿陈秋园桐阴楼盖君昆仲奉母起居之所也》）之“接”字、“环”字，则奇而崛矣；“好花红欲通肝胆，密树青能染语言”（《新加坡植物园茗坐》）之“通”字、“染”字，则奇而葩矣；“青收山入室，白扩海为天”（《南园二首》）之“收”字、“扩”字，则奇而谲且矫矣。潘受不独善炼单字，还善用叠字。如“毛羽自甘安戢戢，文章谁与惜惺惺”（《孔雀游吾门匝月似无去意再写此示之》）中之“戢戢”、“惺惺”，“往往不知飞是速，悠悠惟觉坐能高”（《飞抵香港以所携海外壶姬花分赠友人》）中之“往往”、“悠悠”，尤其是这后联两组叠字的运用，能将乘飞机时身心在时空上的微妙感觉闲闲道来，既能意会，亦可言传，读之不觉令人会心一笑。自铸新词而外，潘受复善熔铸古语，如“老投市井深怜子，高咏江山尚起予（《夜梦……》），”“怜子”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语，“起予”用《论语·八佾篇》语。虽用古语，而浑然无迹，不啻已出。诸如此类的还有“隐几嗒焉吾丧我，叩门来者子其谁。”（《戒严……》）又如“前村犬吠潮初退，已报生擒万尾虾”（《巴士班让周老别业二首》），此二句点化唐人王昌龄句“前军夜战洮河北，报道生擒吐谷浑”，而能推陈出新，描摹异域风光，读之殊有兴味。除此而外，潘受亦能点化俗语，如“遗魄相传曾化蝶，多情大抵可怜虫”（《观越剧电影梁祝故事》），虽用俗语“可怜虫”，但俗而能雅，既生动又诙谐，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潘受还能以外国语言入诗，如“荒鸡每促三更起，罗马元非一日成”（《后春风三首》），“罗马元非一日成”即化用西谚，虽为西谚，而一经烹炼，便觉浑融古雅，妙语天成。由此可以看出，潘受在诗的语言上所作的这些探索是富有成效的，而确保其探索成功的，是独到的眼光与渊博的学识。否则，仅在语言上刻意猎奇，杈枒啁哳，格格不入，最易堕进窒碍难行的荆棘丛中；而潘受则无，其诗奇正相生，郁而能平，调响神逸，纯然一派舂容大雅的风光，诗而至此，修养学识而外，烹炼工夫又岂可少哉！
4、属对精巧
对仗是我国语言文学中特有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汉字基本上都是单音词，不论是从字面上、平仄还是意义上，都适宜于造成对偶。从骈文到近体诗，对仗艺术渐次成熟，蔚为大国。而对于一首诗来说，好的对仗，是能提神提气，产生一种熠熠生辉的艺术效果的。故历来诗家多于此道疲心竭虑，争奇斗巧，甚且不可思议，人巧能夺天工。我们看潘受的近体诗，他显然也是重视属对且多以巧取胜的，这主要表现在：
（1）擅长以数字属对
以数字属对前人多有，如老杜“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之类皆是。此类对仗用得好，可以增强气势，宏开诗境；用得不好，则徒见饾饤，难免“算博士”之讥。此中关键，即在于对仗之内，是否有真气贯注；对仗之外，是否有大力抟控。真气涉及到一个内容问题，有内容，则数字服务于内容，数字是活的，活则真气贯注，行所无事；大力抟控涉及到一个技巧修养问题，有技巧修养则可大力抟控，巧夺天工。由《海外庐诗》可知，潘受于数字属对似有偏爱，运用量多且好。如“九日茱萸同异客，八方鼙鼓各思家”（《次韵答高冠老见寄》），以“九日”之时间对“八方”之空间，空旷寥落，益见“异客”之悲、“思家”之深；“来经佛国三千里，移住仙家十二楼”（《无题四首》），以“三千里”之长度对“十二楼”之高度，如此楼居，大有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概；“十千买醉行随锸，百万呼卢叫绕床”（《赠刘禺生先辈四首》），上下联二典均出自《世说新语》，以“十千”对“百万”，非如此不足以形容刘禺生如魏晋人般任诞豪侠之气；“逝水年华归一镊，镂冰词赋悔千言”（《鬓有新白戏镊去之》），以“归一镊”对“悔千言”，庄以谐出，意味深长，真与屈子“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还只是上下联单用数字的，还有很多是上下联双用数字的，虽多为数字组织成句，然能呈流动之感，具奔走之势，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张力。如“一声霹雳千峰雨，五色氤氲万壑云”（《峨眉四首》）；“一身懒效营三窟，双脚忙于踏九州”（《留滞黔中诗以代札答乡人问二首》）；“偶赋四愁赓九辩，严持一默敌千喧”（《顾影》）；“一瞥又成千里别，相呼何补十年思”（《抱老与余别十余年矣……》），等等，都属此类。由以上两个类型的诗例可以看出，潘诗虽多用数字入对，且颇见工巧，但由于情感深厚，内容丰富，兼之有较高的艺术驾驭技巧，大力抟控，只见其优入真气贯注的“圣域”，而未见其滑入尖新小巧的泥淖。从艺术上来说，这应是出奇制胜的又一个范例。
（2）以颜色属对
潘受亦喜用颜色属对，且善于搭配，多见高雅，力避俗艳，恰到好处地恢张了诗境，渲染了感情。如“记得别时荷盖绿，可能归及荔枝红”（《留滞黔中诗以代札答乡人问二首》），红绿相对是很容易入俗的，但由于包孕着浓郁的乡情，则红情绿意，景语并成情语矣，感人不暇，何来俗艳？“怒苔奋绿争阶级，败叶飘黄弃路衢”（《晓晴》），此联用字极妙，在“怒”、“奋”、“败”、“飘”诸字的烘托下，上联用一“绿”字生机顿出，下联用一“黄”字则生机尽失，“绿”“黄”相对，不啻生死异路、人天永隔，情感的反差，真是渲染得淋漓尽致。其它如“早岁眼青收泰岱，几时头白读匡庐”、“奋绿草如收失地，动红花亦助奇兵”、“青收山入室，白扩海为田”等联以颜色入对，皆能沉而不浮，酝酿情感以出，富表现力，有动感，含郁勃之气，远非涂脂抹粉而无真精神者所可比拟。
（3）擅用专用名词属对
潘受还擅用名词属对，如地名、物名等等，但用得最多且最为生动的还是人名、动物名。用人名的如“浮海幼安思故国，闭门元亮爱其庐”（《次韵奉答叶誉虎先生》），以浮海管宁喻已之思念祖国，以闭门元亮喻叶恭绰宦途抽身、肥遁江湖，幼安对元亮，既切合二人当前不同的身份，亦表现了二人当下不同的情感，曲而能达，细致入微。再如“卞和刖足真痴者，汲黯批鳞亦戆哉”（《徐梦老南来……》），此联正话反说，以卞和对汲黯，反映了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志士报国无门，言者动辄得咎的黑暗现实，用事既确切，对仗亦工妙。又如“知齐邹忌仇田忌，复楚申胥告伍胥”（同上），此联撇开寓意不论，单就字面上来说，即对得十分工巧。既有句中自对，如上联以“邹忌”对“田忌”，下联以“申胥”对“伍胥”；又有上下联两两相对，如以“邹忌”对“申胥”，以“田忌”对“伍胥”；且上联人名皆有“忌”字，下联人名皆有“胥”字，从形式到内容，均对得极为完善，工巧至此，殆有神助，非人力所能为也。用动物名属对的如“笑我遮身余犊鼻，有人劝客尚驼蹄”（《诸公过饮芃生将军以足伤未至先有诗来次韵却寄》），该诗作于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犊鼻”典出《汉书·司马相如传》，“驼蹄”典出杜诗“劝客驼蹄羹”，上下联相对，不独形式上“犊”与“驼”、“鼻”与“蹄”对得凿枘相入、天衣无缝；从内容上来说，也构成了有力的反对，揭示战时权贵和寒士的不同生活，真是九天九地，有天壤之别。与此相类的还有“隐豹文章非所比，荒鸡言语敢求传”（《自题随笔》），“隐豹”指文采而言，“荒鸡”指内容而言，文采风流固不可求比，而不为人喜之荒鸡言语又何敢求传？“隐豹”对“荒鸡”，真是天然佳对，妙手偶得之。他如“何用宦途随狗尾，试求仙术乏龙胎”联，以“狗尾”对“龙胎”；“管中略许窥斑豹，都下惊传有皀雕”联，以“斑豹”对“皀雕”；“道丧故知鸱笑凤，时非竟以虎为麟”联，以“鸱笑凤”对“虎为麟”；“世自骚然动龙虎，吾方莞尔了鸡虫”联，以“龙虎”对“鸡虫”；“不虞穿蚁堤终决，待觅亡羊路双歧”联，以“穿蚁”对“亡羊”；“衰世悠悠余叹凤，壮夫往往殉雕虫”联，以“叹凤”对“雕虫”，等等。皆对工而语妙，寓意深刻，不同凡响。
（4）擅综合属对
除将文字、颜色、专名单独属对以外，潘受还喜将数者综合起来属对。如“杨朱歧路千行泪，潘岳当年二色毛”（《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杨朱”对“潘岳”、“千行泪”对“二色毛”，这是将人名、数字综合属对；“半醉龙吟雷令剑，中宵鸡唤祖生床”（《三答无老》），以“龙”对“鸡”、以“雷令”对“祖生”，这是将人名、动物名综合属对；“读残傅子蟫千卷，分得庄生蝶半床”（《次韵奉答傅无老金马仑高原见寄》），以“傅子”对“庄生”、“蟫”对“蝶”，“千卷”对“半床”，这是将人名、动物名、数字综合属对。一部《海外庐诗》类似综合巧对所在皆有，从艺术上来说，这类综合属对的诗联包容了很大的信息量，形成一种跳跃感，给人的视觉带来一种目不暇给的冲击，具有一种珠圆玉润的艺术魅力。
由以上各例可以看出，潘受对使用数字、颜色、专名属对是情有独钟的。此种对法弄得好固然可以出奇制胜，否则便易弄巧成拙，难免“算博士”、“点鬼簿”之诮，而成为一种“嗜痂之癖”。但我们读潘受所作此类诗联，只觉其自然浑成，而未见其饾饤琐碎，这是什么原因呢？此点前面已略有论及，此处不妨再申论之：第一，潘诗有丰厚的内容，意足以帅言。王夫之《薑斋诗话》云：“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正因为潘诗内容充实，虽则以数字、颜色、专名入对有“金铺锦帐”之感，但并不板滞，盖由意丰足以打破板滞，所谓“寓意则灵”也。第二，潘受所用以属对的数字、颜色、专名大都于古有征，找得着出处，并非生造杜撰，只要熟悉相关的语境，便能拈花微笑、会心不远，因而在欣赏者眼里，欣赏对象是活化的，情深文明，言长而永，绝非一堆无生命的饾饤琐碎的文字堆积。第三，在此类对仗中，潘受善用硬字提挈，如“偶赋四愁赓九辩，严持一黙敌千喧”中的“赓”字、“敌”字，“早岁眼青收泰岱，几时头白读匡庐”中的“收”字、“读”字，“世自骚然动龙虎，吾方莞尔了鸡虫”中的“动”字、“了”字，皆能大力包举，一气斡旋，足以振起全联。潜观默赏，但觉混元流注，灵机坌涌，而丝毫不感觉饾饤琐碎，气脉不畅。
5、用典入化
诗该不该用典，见仁见智，历来就有争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非此即彼，定于一尊。用与不用，可说各有攸当，当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用得不好，我们又何取于用典？如果用得好，我们又何碍于用典？鉴于此，大可不必因了一个先入之见，而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回过头来看《海外庐诗》，潘受应是属于用典一派的，潘先生于诗古、近体俱精，而于古、近体诗每诗几皆用典，且用得切、用得活、用得深，信手拈来，顿成妙谛，已臻浑化之境。兹为缕析如下：
（1）用得切
傅庚生先生曾说：“行文用典实，取其节文而有征也。若堆砌僻典以矜其博，或不求信雅致晦其意，失其旨矣。……能紧著题，融化而不涩，用事而不为所使，则进现成为浑成，斯为美。”（《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这里所说的“能紧著题”即指用典要切，切则当，用典切当，则臻于浑成而“斯为美”，这是用典的基本要求，而事实上也是为用典悬的一个很高的目标。在《海外庐诗》中，能符合这个基本要求且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诗例是数不胜数的。如“瑶池阿母日留连，白玉为舟戏水边。横海何如藏壑好，不须杨仆将楼船”（《颐和园》），此诗为潘受一九三七年回国游颐和园作，讽刺西太后挪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造石舫，致使军费不继，兵败甲午。诗中“藏壑”典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舟本当“横海”，而此处之舟“藏壑”且“好”，无疑反话正说，则西后挪用军费建造大而无当的石舫，其荒唐昏聩不言自明。“杨仆将楼船”典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杨仆本应将楼船而出击南粤，然舟既藏壑，何将之有？因之言“不须”，不啻正话反说，则当日西后等中枢人物颟顸应敌，取侮取辱，真是其来有自。二典就当下景物，牵合人事，自然浑成，可谓切且当矣。再举一例：“从来慷慨出沉潜，剑影书声各尔兼。会是扶余开国手，英雄何止一虬髯”（《别南园八首之一》），此诗作于一九六0年，其时作者辞去南洋大学秘书长职务，作诗留别并勉励诸同学。诗中后二典出《太平广记·虬髯客传》，虬髯客产自中华，而建功海外，立扶余国。潘受等爱国华侨勉力办南洋大学，本以推动华文教育，传播中华文化为职志，此时，新加坡仍为自由港，尚未开国，假以时日，则于南洋大学接受华文教育之华裔青年将一如虬髯客，纷纷成为“扶余开国手”也，且后来居上，虬髯客又岂止一人哉？果尔如此，则潘受等所期望与夫办南洋大学之目标，亦将理想变现实矣。此典内涵切合当下语境，信手拈来，可谓切且妙也。
（2）用得活
刘熙载《艺概》云：“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词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词如此，诗亦当如此。《海外庐诗》中，潘受用典多且活，不拘成法，相题而定。有一事独用的，如“兰花无土根何托，愁绝当年郑所南”，用郑所南典，寓二战时期新加坡沦陷之哀。有两事合用的，如“猛忆渝州当日事，卷帘人影淡于花”（《林千石自香港画菊见寄》），是将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及司空图《诗品》“人淡于菊”二典揉合用之。有正用其事的，如“我最羡鱼无世故，江湖相遇便相忘”（《陈文希画鱼》），典出《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处于陆，……不如相忘于江湖”，所谓“羡鱼”即云人当如鱼一样毫无机心地相忘于江湖。有反于其事的，如“薄具盘飡非市远，每将薏苡赚明珠”（《次韵奉答行严丈过饮之作二首》），上联典出杜甫《客至》“盘飡市远无兼味”，下联典出《后汉书·马援传》“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薏苡），皆明珠文犀”；薄具盘飡而并非市远，薏苡而可赚明珠，则潘之清贫固然可念，而章之奖掖后进尤为难得；上下联皆将原典反用，意味更显深长。有熟事虚用的，如“安得青山吹尽倒，免遮吾眼望吾乡”（《陈德贞女士属题所作画四首》），典出辛弃疾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然“青山吹尽倒”者，亦只托诸想象，藉以表达怀乡之情而已。有僻事实用的，如“何物东归令公喜，已无夷界溷吾华”，为潘和江翊云七律之尾联，其中上联典出《世说新语·宠礼》“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此诗后作者自注“翊老云：‘收回各国租界，为东归惟一可喜之事’”，则“能令公怒”者，以有租界也，“能令公喜”者，“已无夷界溷吾华”也；此一变迁及身受之，故出典虽僻而其用则实。潘诗最有特色的还在于连类用典，连类而及，善作比拟。为说明问题，不妨多举几例，如“王画恽题双璧合，恰如李郭偶同舟”（《石谷山水南田题字为竹贞题二首》），第二句典出《后汉书·郭泰传》“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以李郭同舟比拟王画恽题，可谓风神独绝；“此老本无拘检惯，印章颠倒杜陵衣”，此为题齐白石画，诗后小注云“一印章倒盖”，所谓“颠倒杜陵衣”者，典出杜甫《北征》“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由颠倒杜陵衣连类而及倒盖印章，如此活用典实，真非刻舟求剑者所能梦见；“登门云是通家客，绕笔山皆出世身”（《竹园同游竟日遂偕过其居》），上联典出《后汉书·孔融传》“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由孔李通家连类而及山居“登门云”亦为“通家客”，真是出乎其料之外，又入乎情理之中；“何妨魏武形骸陋，差与桓温气味同”（《榴梿》），上下典均出自《世说新语》，榴梿形陋而味则“甜中奇臭臭中甜”，借魏武形陋来形容榴梿形陋，借桓温名言“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来比譬榴梿滋味臭中含甜，可谓想入非非，又曲当其理，活用典故，莫此为甚。
（3）用得深
诗人用典，往往是借古喻今，有寄托。而有寄托则深，无寄托则浅，但深只是一种有意味地含蓄表达，并非等于射覆猜谜式的晦涩费解。在《海外庐诗》中，凡关系现实、密迩人事的诗，皆用典较密，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咀嚼。其中，作于海外的《癸巳呓辞》二十首即属此种。此诗由于本事难明，虽旧典易知，但今典殊难诠释，故暂付阙如。这里拈出七律组诗《徐梦老南来数相见于嘉庚先生座上话时事感成十诗兼以为赠》略举数例以为说明。此组诗作于一九四0年，其时潘受率团赴祖国劳军刚回新加坡不久，述及国内见闻，友朋间感慨良多。组诗中大量用典，有许多诗句都借古喻今，对战时国内现状有所指斥。如第二首颈联“为政但如瓜葛会，相煎谁惜豆萁才”，借“瓜葛”指斥国民党任人唯亲，借“豆萁相煎”痛惜党派摩擦；第三首颔联“麻衣朝士蜉蝣外，葛岭家姬蟋蟀中”，上联借杜诗典实喻有志之士饥寒交迫、报国无门，下联则借贾似道故事直斥达官显贵漠视国难、醉生梦死；第七首颔联“九天难问空呵壁，一事犹贤且下棋”，上联典出《楚辞》，下联典出《论语》，意谓于归国所见所闻，虽多有不满，但人微言轻，则九天既不可问，惟藉奕棋以忘却痛苦耳。由此可见，作为华侨，潘受是虽爱国而又恨秉钧者之不争的。然强敌当前，终以大局为重，故虽有指斥，但大多婉而讽，不失温柔敦厚的一面。这种矛盾复杂的感情能得以充分地表达，即得力于典故的大量运用。我们在阅读这些诗的时候，既为作者这种深沉的爱国之情而感动，也为作者这种熟练驱遣典故的高超技巧而击节称赏。
（二）精于集句诗
集句为诗，其来有自。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解析《小雅·出车》篇曾说：“诗的后三章，采用了不少民歌的句子。如‘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是袭用《采薇》末章的。‘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是袭用《国风·草虫》的。‘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是节取《国风·七月》的。由此可以看出，贵族文人向民歌吸取营养，丰富提高自己创作的这一历史事实，实开后世集句之风。晋傅咸作集经诗——《集论语》、《集毛诗》、《集周易》、《集左传》。……皆从此出。”此后，第一个大规模集句为诗且确定其基本格局的，当推宋代的王安石。其同代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有所提示：“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之者。”我们翻检《王安石全集》，“多者至百韵”者固未看到，但集句诗、集句歌曲确确实实占了二卷。诸体皆有，可谓量大而质优。荆公而后，渐多偏嗜此道者，如清代的黄痦堂就集有《香屑集》，潘受的同代人中，其友郁达夫即喜集龚定庵诗，台湾的周弃子亦善集李商隐诗。风气所趋，潘受当然也不例外。
然夷考前代，亦多有人将集句为诗视之为文人偶弄狡狯的文字游戏的，这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道理。由于创作态度的不同及汉字的某些特性，以集句为游戏，在历史上确能找到一些先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诗人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集句诗这种文学样式的。他们精心的构思，巧妙的择句，表情达意，畅达自然，集句不啻自作，实为一种独特的创作。好的集句诗，往往有一种奇趣、谐趣，横空而来，忽然而去，硬接硬转，大开大合，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入乎情理之中，具有原创诗所不易有的某种特殊的艺术感染力。如果对照这些标准，我们再来看潘受的集句诗，毫无疑问，潘氏当为此中的高手。
那么，其集句诗的特点究竟何在？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点：
1、数量大、体裁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前人集句为诗大多是偶一为之，聊存此格而已。而潘受则否，他显然是以狮子搏兔般的专注来对待这种“雕虫小技”的。《海外庐诗》收诗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六六年，计有古近体诗、长短句六百六十七首，其中集句诗词就有六十六首，大致占十分之一，比例已经够大的了。就体裁上来说，潘受集句为诗有趋难避易的倾向。别人所喜集的七言律、绝，他一首没有。他之所集在集句诗中当属冷门，择句和谋篇难度都比较大。如，所集五言多为五律，代表性的作品为《避寇归国卜居渝州嘉陵江滨春日多暇感时抚事集杜少陵句成五言律五十首》；七言多为七古，代表作为《自渝飞香港一路光景变幻得未曾有抵港已万家灯火集太白句纪之》、《埃弗勒斯峰歌集李太白句》；亦有集句为词的，代表作为《青玉案》二首。在集句诗的表现形式上，潘受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除整首集句为诗外，他还能集句次韵，如《乔大壮先辈赋围棋诗纪其公子无遏五月十二日零陵空战击落敌机事伯鹰履川曼略诸公皆有和作余集杜句次韵继声》；亦有倒次韵的，如《倒次前韵一首仍集杜句》；还有于词作中插入集句的，如所作《临江仙》小序云：“秋兴十阕，作于嘉陵江滨寓斋。五言各联，并集杜句。”这样，不独形式多样，有些地方技巧之高，亦令人叹为观止。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未对集句诗以文字游戏视之。所集诗大都主题严肃，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诚如其所云“暗翻古调谱今哀”，有着极大的感人力量，其价值亦并不在其自作诗之下。
2、集句取材对象比较集中
在潘受全部集句诗词六十六首中，除两首集自宋词外，其它六十余首皆集自李白、杜甫的诗作，尤其是后者，比例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按常理来说，所谓集句，应是左采右获，广为取材的，而潘受却将其限制在一两个作家的诗作里，进行集中取材，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就说明的问题来说，我想，这一方面说明了潘受对全部李诗、杜诗烂熟于心，能根据需要，娴熟地驱遣成句，组合成篇；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潘受在集句诗上趋难避易的一贯做法。因既为集句诗，只有取材广，可供选择的余地大，才能恢恢然如游刃有余而易组织成篇。倘将集句取材对象集中在一两家集里，集成少数几首尚无大碍，如果大面积地集成组诗，且要考虑立意、平仄、押韵、章法，就难免捉襟见肘、窒碍难行了。但潘受却能因难见巧，化险为夷，在有限的天地内，翻新出奇，迭出佳什，尤其是集杜五十首，天衣无缝，最见功力，难怪乔大壮先生见到此组集句诗后，大为称赏：“袖吾集杜句，谓即杜魂魄。熔古铸今史，大叫吟撼壁。”（《阅报大壮翁于七月三十日自沉于苏州城以悼之四首》）至于这样做的意义，也应该从两方面看：其一，集句诗取材于同一家诗内，因其在字法、句法、色泽、音韵等方面皆具有相应的个性特征，故集成新诗时，容易灭尽针线迹而臻于浑成的境地，整体风格是统一的，欣赏品位亦是纯粹的。其二，潘受集句诗集中取材于李、杜二家。李、杜二家均为中国诗史上的大家，其诗流传甚广，很多作品万口传诵，耳熟能详。从中取材集句为诗，对于读者来说，很多诗句都似曾相识，并不陌生，因之在欣赏这些集句诗的时候，既有新鲜感，又有一种亲切感。这样，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易于拉近，鉴赏的过程实际上也就变成读者调动自己的记忆进行再创作的过程。读这一类的集句诗，固然可见出作者集句为诗本领的高超，而由此在读者与作品之间所形成的艺术互动则更为难得，因为诗是要给人看并最终要发挥审美效应的。
3、别出心裁，神乎其技
潘受集句诗在艺术上是成熟的，其表现主要有：
（1）能准确达意
诗无达诂，但诗须要准确达意。达意是对诗的基本要求，而对于集句诗而言，能做到准确达意却并不容易。因为集句诗是由切割原创诗集合而成，诗句未变，而原来的语境已变，在新的语境中，用未变的成句来细致入微地表达新的诗意，其难度可想而知。倘若模棱两可，辞不达意，则又何取于集句呢？勉强成篇，唐突古人，此种集句诗不作也罢。这里，我们不妨从潘受集杜五十首中略举数例，看他是如何借旧句来表达新意的。此组诗为作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避地重庆时所作，集中反映了作者在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全面抒发了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无限感慨，具有很高的诗史价值。且看第一首：“烈火发中夜，风云暗百蛮。窜身来蜀地，何路出巴山？天下兵常斗，春归客未还。卜居期静处，缓步有跻攀”。此诗首联反映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晨四时，日本海军飞机偷袭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夜”切时间，“百蛮”切地点；颔联反映其辗转避地至蜀，“窜身”切避乱之人，“蜀地”、“巴山”切避地之地；颈联反映了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而有家难归，“天下”切前者，“客未归”切后者；既不得归，只有随遇而安，则尾联恰成避地重庆的真实写照。这是整首的，为节省篇幅，下面只举一些散句为例。第十首“莺花随世界，鬼物倚朝昏”，下联自注“近处多古墓”，可谓切当；第十六首“垂泪方投笔，衔枚有荷戈”，自注“夜观学生从军者渡江出发，称‘青年军’”，此联反映学生从军，亦可谓传神；第二十二首“于今国犹活，勿谓地无疆”，此联反映国民党抗战不力，丧师失地，亦可谓准确；第二十六首“仰看西飞翼，高城烟雾开”，自注“渝洲冬春多雾，敌机来袭，必伺雾散之时”，反映敌机来袭时、地，堪称形象；第三十六首“苦遭此物聒，不可好楼居。便自求其穴，休烦独起予”，自注“山城遍凿防空洞，密如蜂窠，警报宵鸣，倍觉凄厉”，上联切闻防空警报，下联切避入防空洞，摹状极妙；第四十八首“斧钺下青冥，笳吹细柳营。尉佗虽北拜，句漏且南征”，二联描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亦可谓贴切。最后不嫌辞费，再以七古《自渝飞香港一路光景变幻得未曾有抵港已万家灯火集太白句纪之》为例，看此诗集句是如何切合题意的。起首“飒若羽翼生，燀赫因风起。骑龙攀天造天关，扶摇直上九万里”，此为描写飞机升空；“举手谢天地，天地何漫漫。逶迤巴山尽，如出天地间”，此为飞机升空后，遥别巴蜀之地；“天长地远魂飞苦，神行电迈蹑恍惚。九洲拭目瞻清光，便欲因之向溟渤”，此为飞机南飞及沿途心理感受；“噫吁嚱危乎高哉！骇胆慄魄，上摩苍苍。历汗漫以夭矫，极云海之微茫。忽天旋而云昏，雷凭凭兮欲吼怒。云愁海思令人嗟，倏烁晦冥起风雨。雨落不上天，行云本无踪。千里一回首，日西月复东。鼻息干虹霓，八极恣游憩。安识身有无？飘飘神仙气。回风送天声，嘈嘈天乐鸣。瑶台含雾星辰满，我欲蓬莱顶上行”，此则浓彩重墨，全方位描绘机上所见上下四方景致，其中，“雨落不上天，行云本无踪。千里一回首，日西月复东”，非乘机者无此见闻；“鼻息干虹霓”、“我欲蓬莱顶上行”，非乘机者无此感受。整首诗既大笔挥洒、波澜起伏，又丝丝入扣，宛若天成，岂只达意，并可传神，起太白于地下，当亦掀髯一笑，莫逆于心！
（2）能完全合律
潘受所集，多为近体诗。集句而为近体诗，则既要意切，又要合律，还要协韵，方方面面皆要兼顾，稍有不周，便非全璧。以此，其所花费的脑力，甚且在创作之上。潘受的集句诗，中规入矩，在诗律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此，我们不作讨论。为了见识其集句功力，我们不妨系统地鉴赏一下其集联艺术。仍以集杜五十首为例，这组诗统共集了数百联，且大都工稳自然，不同凡响，富表现力。如：“形容真潦倒，国步尚迍邅”、“狂走终奚适，归来始自怜”、“要闻除猰貐，不记改蟾蜍”、“乱离朋友尽，歌舞岁时新”、“寒鱼依密藻，宿鸟择深枝”、“美花多映竹，老树饱经霜”、“仰看云中雁，还同海上鸥”、“剑外春天远，风前竹径斜”、“寇盗狂歌外，乾坤醉眼中”、“且持蠡测海，聊作鹤鸣皋”、“曙角凌云乱，孤城隐雾深”、“今夕复何夕，他乡胜故乡”、“沉沉春色静，闪闪浪花翻”、“丈夫誓许国，壮士耻为儒”、“孤月当楼满，寒江触石喧”、“深怀喻蜀意，俱议哭秦庭”、“壮士悲陵色，幽人泣薜萝”、“把酒宜深酌，将诗莫浪传”、“云帆转辽海，珠玉走中原”、“几年春草歇，终日子规啼”、“已拨形骸累，终防市井喧”、“群盗哀王粲，诸公厌祢衡”、“解衣开北户，拂匣照西施”、“文章千古事，时序百年心”、“天地西江远，干戈北斗深”、“野云低度水，春谷远含风”、“关塞三千里，云梯七十城”、“胡人愁逐北，汉将独征西”，等等。这些集联，不独合律，更重要的是有境界，非深入杜诗三昧，又有闳抱远识者，不能办此。
（3）章法天成
对于集句诗而言，字法、句法固然很重要，但章法似更为关键。句法、字法所关系的是切不切、合不合律的问题，而章法关系到的是气脉问题。气脉不畅，则神采不生，神采不生，则又何取于字法、句法呢？故高明的集句者，总是细致入微，多从此处用力，尤其是对一些集句大篇。潘受的《海外庐诗》中，集得最成功的大篇当推《埃弗勒斯峰歌集李太白句》，可说从字法到句法到章法，均已臻化境。这里即以此首七古为例，专就其章法之妙略作分析。
该诗作于一九五三年，描述了两位登山家尼泊尔人邓星和纽西兰人希拉里在英人韩特组织下，攀登喜马拉雅山第一高峰——埃弗勒斯峰的情景。诗前有一长序，对这一活动的来龙去脉有详细的记述，读之极有助于理解诗境。我们且看长诗开首几句：“噫吁嚱！三峰倚天，盘薄万古。雄光下射，若叱若语。霜岩缟皓以合沓兮，云霓明灭或可睹。银台金阙如梦中，雷公砰訇震天鼓。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猩猩啼烟鬼啸雨”，一路叙写，至末句顿挫断住。此数句专明环境恶劣，以为下文攀登之难作铺垫；以下纵笔横插：“古来登高人，千去不一回。言亦不可尽，心亦不能为之哀。幽赏未已，丘峦崩摧。顶高无气合，人非元气，胡为乎来哉”，追述古人欲登峰而未能，夹叙夹议，续为二氏登峰作铺垫；以下逗出本题，正面叙写：“韩生信英彦，旷然小宇宙。邓生倏来臻，希君同携手。五月披裘者，行歌入谷口。一朝复一朝，但仰山岳秀。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囊括乎阴阳之未有。下视瑶池见王母，遥劝仙人一杯酒。蹑星虹，造天关，畏途巉岩不可攀。已历千万转，莫厌此行难。寒风飒起，寒气凛冽。饥餐天上雪，夜卧雪上月。腾簸鸿蒙，若混茫之未判；赫矣昭然，似天阃之开阖。千秋二壮士，肝胆不楚越。飞步凌绝顶，大地了镜澈。旌斾何缤纷，神怪何翕忽。闻天籁之嘈嘈，听天语之察察”，此处为全篇主干，叙写极有层次，关合人、地，由所历、所见至树旗，一波三折，终底于成，以此照应前所铺垫；以下换笔换意：“君不见，金华牧羊儿，生平不读一字书，逸气稜稜凌九区。一朝飞去青云上，金章紫绶来相趋。众女妒蛾眉，群沙秽明珠。争池夺风凰，有才知卷舒。仰天大笑出门去，贤哲栖栖古如此。南禽多被北禽欺，东流不作西归水”，此段叙邓星以尼泊尔人而受种族歧视，功高受嫉，未得上赏，可谓语语切当，委曲有致；以下用宕笔，转入自己：“吾亦澹荡人，青轩秘晚霞。观奇遍诸岳，扪天摘匏瓜。访广成于至道，折芳洲之瑶华。邈仙山之峻极兮，侧身西望长咨嗟”，未句骤然兜转，呼应结束全篇。整首诗章法针线绵密，顺逆起伏，顿断转换，离合奇正，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极尽变化之能事。原创诗抑难至此，遑论集句，诚神乎其技矣！
（三）精于作注
作诗自注，古已有之，唐之杜甫、宋之苏轼集中，即例不一见。现代吴宓、唐玉虬、钱钟书亦有此好。潘受云：“自写诗篇自注疏，亭林此例已先吾”（《友人索书癸未集杜五言律诗五十首漫题七言绝句四章于后》），亦明认同有此好且承自亭林。诗歌固然是一门重形象思维的艺术，但必要的诗注，可活化语境，揭示背景，由此而深化诗境、丰富意象，可增强欣赏的力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作诗自作注不但意义甚大抑且不可或缺。一部《海外庐诗》，潘受自注甚夥，且功能亦是多方面的。这里不面面俱到，只择要分析两点：
（1）史的功能
潘受曾作诗曰：“但丁荷马各清规，辉映风骚树鼓旗。至竟中西同一辙，才非良史不能诗。”（同上）诗人而兼有史才，为诗方有高度，于事于物才有基本的判断。读此等诗，亦如读史一样，不但可益人神智，因其为形象思维，其入人之深，甚且驾史著而上之。前人所说的“一代诗史”、“诗史互证”，固然不必也不可能将诗等同于史；但能准确反映时代，具有历史高度的诗，在认识方面所能提供的视角却也是独特的，极富个性化的。由上诗可知，潘受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创作上也具有很高的自觉。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我们从潘受的诗中，是大致可以知其人并可知其世的。就知人来说，其中年以前的行历就被诗注勾画得历历在目。以四十年代率团回国劳军为例，此次劳军当为潘受中青年时期的一段重要经历，辗转所至，不独有诗，且诗注多有关于细节方面的记述。如为《洛阳杂诗》之一所作注“在第一战区劳军大会席上，向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献旗，并对全体将士讲话”，即可使我们对当年的抗战气氛感同身受。而同组诗加另一诗注“和衣醉卧西工大营中，夜半醒来，不知何以身在此处。旁一军官，叩之，称奉卫长官命留此相伴。天明即返逆旅，同行哗笑，始知昨日午饮稍多，游龙门后，登车即昏然睡去，既抵大营，因憩于会厅云”，以及该诗“不是将军宽礼数，辕门那许醉人来”，使我们对潘受的诗人性情及身为军人的卫立煌将军的礼貌周到都有深刻的印象。由这些诗注，我们不独可以知其人，并进而可知其友。潘受一生交游颇广，许多朋友皆是文化界的名流，故有些交游诗注就极富史料价值。如被其视为“赏音第一数王乔”的乔大壮先生，在其逝后所作悼诗的一则诗注中，就为我们提供了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堪社会重压，跼天蹐地，从屈大夫于波臣的悲惨画面：“是日间，翁与履川，伯鹰两公先过余寓，适余外出。……余遵伯鹰所示地址，访翁于北四川路其婿家。至则翁一人醉卧楼下，闻余声，强起，复强余对饮，所语悲愤激动，不类平时；翁早怀厌世，亦从未自露其意如此之甚。明日，余遇行严丈，具告之，深共嗟叹。”又如郁达夫，是新文学大家、诗人，亦是潘受的朋友，潘诗《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自注，亦记录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达夫避难苏门答腊岛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一九四二年二月，达夫自新加坡围城出走，其小电船原为洪永安备以供余与永安两家眷属用者，约定五日黎明开往邻近之苏门答腊岛，余告知达夫及李铁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下榻‘怡和轩’待发。达夫所携小行箧衣物数事而外，有白兰地酒一瓶、牛肉干十余块、《诗韵》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与大笑。酒，三人立尽之。达夫又言胡愈老等数人尚无以为计，余念与永安两家别购得西行船票，行期为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将小电船座位尽让与之，遂分途。”读之，达夫的跅弛不覊与作者的古道热肠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且此则材料不见于诸多达夫传记，目前国内出版的最详尽的郭文友著《郁达夫年谱长编·千秋饮恨》于达夫这段避难经历亦语焉不详，故弥足珍贵，录之可补史料之缺。这些都属知人。就知世来说，潘诗随诗小注亦广泛记录了所至之处的所见所闻，由此对当时的社会情状窥一斑而可知全豹。如有反映洛阳龙门石窟由于政治无良，横遭浩劫的：“今日毁损殆尽，断肢残胫，闻多为外人盗买以去，得一佛头，亦珍若拱璧，良可慨已”；有反映战时“蜀中田赋有预征至十年以后者”；有反映侵华日军可悲下场的：“战时阵亡日军，必烧灰盛匣子中载之归国，仪式隆重，美其名曰‘沉默凯旋’”；更有在台湾所见国民党兵未败而人心已浮动的：“京、沪豪门巨室，移眷来者日多。”凡此皆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真实具体，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诗而兼史，则真可称得上是诗史了。
（2）文学的功能
诗注最重要的价值，当还在文学本身。好的诗注，往往会画龙点睛，渐次引导我们进入诗境，去赏悟个中的三昧。由“时南京新陷”这样一则小注，我们便能深切地体会到两句简单的题画诗“胡尘一角钟山远，揽泪天涯展对时”（《徐悲鸿梅花箑面为百扇斋主人题》）为何会包含有浓郁的悲情；由“时敌陷晋已久，独不能渡河窥秦”这则诗注，我们可知在“多情只有黄河水，护住秦关百二重”（《黄河》）这两句诗里，移情法的运用，真是恰到好处；由“都江堰实为古代举世所无之水利奇迹，辄忘其辞费可厌，多注数语，以谂海外之读余诗者”这则诗注，我们可充分地体会到作为华侨的潘受，在写作有关都江堰长篇七古时，所涌动的民族自豪感。另外在《海外庐诗》中，有大量描述异域奇丽风光的诗篇，这些诗如果结合自注来看，诗、注生发，艺术效果当更佳。由“缅北农村有巢居者”，我们才能体会到此地“出与牛同田，入与鸟争树”（《缅北五首》）的原始淳朴之气；由“仰光三多，塔多、僧多、乌鸦多”，方能欣赏“红尘隐约袈裟影，一路相逢半是僧”所展示的奇俗异景；由长注“车经农村，觉四围田野竟是一大歌舞台，无数妇女插秧其间，男则操琴阡陌，琴动而歌随之，化劳苦工作为轻松活泼、有韵律、有节奏之伟大歌舞场面，洵极难得之美景也。菲人酷好音乐，于此可见一斑”，我们方能兴味盎然地欣赏“人间此景真堪贵，百里千琴尽舞腰”所洋溢的谐趣。集句诗，也有不知注而不足以尽其妙的。还以集杜五十首为例。第三十七首“散地逾高枕，崩崖欲压床”，所作注为“所居屋在悬崖下”，非此注，不足以知其集得切；第十一首“蓬蒿翳环堵，画列地图雄”，所作注为“寓斋四壁萧然，惟悬《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各一”，非此注，不足以知其集得巧；第四十七首“兵家忌间谍，绝代有佳人”，所作注为“同盟国局面渐佳，轴心之势日蹙，侵华日军亦成强弩之末，无力西窥，惟间谍仍肆活动，多以佳丽充之”，非此注，不足以知其传神写照，堪称精妙绝伦。
总括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感觉着潘受的诗写得比较精，也比较巧，比较活，有一点性灵派的东西。但这只限于借用某些技巧，并不能就此将其归入性灵派。理由在于，袁枚比较的反传统，虽所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但落实起来，难免畸轻畸重、“我见”甚深，且诗胆包天，敢于唾弃古法，流于鲁莽灭裂。而潘受则极为重视古法，在序老友潘伯鹰书法集时，他曾说：“今日言艺术者，动称‘创新’。众口一口，震耳欲聋。夫新何尝不佳？然无旧何来新？无昨日何来今日？今日之日，明日视之则亦旧矣。且新必使人能理解，能共鸣，能真提高其艺术价值，斯其新为可贵。若新而不可理解，不能起共鸣，则纵可欺人于一时，断不能欺人于久远；其非驴非马夫子自道之艺术，世将唾而弃之，尚何欣赏之可言？”又曰：“书者，文字也，约定俗成之一种符号也。书法者，美化文字符号之学术也。符号非公认已失时宜，不可轻改，改则非约定俗成人所共识之符号，尚何继续存在之价值？”诗书一理，言书亦可通之于诗。故袁诗因反传统，轻书卷，一味求新，便显得尖新浮滑，格调不高。而潘诗基本范式仍从唐宋中来，兼之有生活基础，虽不乏巧思，却并未堕入性灵派的窠臼，整体显得很古雅，很精致，就这一点来说，倒有点近似钱钟书，尽管钱以学宋为主，风格并不相似。但若律以更高的标准，终觉潘诗的格局尚欠宏大，相比较同代另一位大家钱仲联的博大精深来说，尚觉未达一间。今天，当我们评定潘诗的历史地位时，其华侨这一特殊身份似亦不宜忽略，章士钊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年他赠潘受诗有句曰：“四季两公魁绝域，喜君下笔又如神”，即将潘受与黄公度、邱沧海相提并论。黄、邱二位同在海外生活多年，将潘与其相比，经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诗除格局大小略有不侔外，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是完全可以平视二公抑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认定潘受可同黄、邱二公鼎足而三，我们当有足够的理由来认同章士钊所下的这个基本判断。
三
我们此次整理的《海外庐诗》的底本，系为海峡文艺出版社影印的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的重刊本。在整理过程中，曾得到刘梦芙老师的多方面指导及责编的种种帮助，谨此表示感谢。本人学识有限，难免出错，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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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十月下浣
汪茂榮詩選
懋躬丁酉吟稿
汪茂荣文选
论桐城诗派
汪茂荣文选
龚自珍诗“剑气”与“箫心”意象合论
《陈方恪诗词集》“辑注”辨误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勘误纠谬》正误
论诗坛生态的构成、破坏与重建
潘伯鹰《玄隐庐诗》“微辞”发微
论李振钧的女性题材诗
外籍名人在安徽的创作活动『李白』
外籍名人在安徽的创作活动『韦应物』
刘禹锡在安徽的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安徽的文学创作
杜牧在安徽的文学创作
罗隐在池州的文学创作
许浑在安徽的文学创作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刘梦芙近百年诗学研究三书表微
林散之诗学发微及对当代旧体诗创作的启示
《周弃子先生集》前言
应从两个层面正确评价桐城派
《桐城耆旧传》“点注”辨正
序三則
汪茂榮
《睫闇诗抄》前言
汪茂榮
《坚白精舍诗集》前言
汪茂榮
《诗法通微》前言
汪茂榮
《合肥诗话》前言
汪茂榮
光影掬塵室
我見青山多嫵媚
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戳原文，更有料！汪茂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