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
一
高密民间艺术，有“三绝”之说。“三绝”者，泥塑、剪纸、扑灰年画之谓也。泥塑、剪纸，人人皆知，扑灰年画，则需要稍加解释。扑灰的意思，就是用柳木炭棒，在纸上起画稿，然后，将白纸蒙上，用手按压拍打，使画稿上的线条，印到白纸上。一张画稿，可以拓扑十几张。线条模糊后，再用炭棒描画，然后再拓扑。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复制方法。复制好之后，那些根本没有画技的人，也可以按着纸上的线条，比照着样板，勾勒着色。“文革”前，每到冬闲，高密东北乡的朱家庄、宋家庄和公婆庙村，这三个以扑灰年画闻名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成了作坊，老婆孩子齐上阵，粉刷颜面的，勾勒眉眼的，涂抹颜色的，裱糊的……流水作业，批量生产。春节前夕，那些关东来的画子客，便云集到这几个村庄里，等待着趸货。那些家里没有作坊的人，也可以充当二道贩子，从中牟利。村子里房屋比较宽裕的人家，几乎都成了临时旅馆，住满了画子客。扑灰年画的品种比较单调，无非是“连年有余”、“麒麟送子”、“姑嫂闲话”、“金玉满堂”之类。那时生活贫困，贴壁年画的销量很小，并不需要这么多人家日夜加班生产。支撑着年画市场的，是一种名叫家堂轴子的品种。家堂轴子，其实就是一张很大的扑灰画。画的下半部分，画着一座深宅大院，大院的门口，聚集着一群身穿蟒袍、头戴纱帽的人，还有几个孩子，在这些人前燃放鞭炮。画的上部，起了竖格，竖格里可以填写逝去亲人的名讳。一般上溯到五代为止。家堂轴子，在我的故乡，春节期间悬挂在堂屋正北方向，接受家人的顶礼膜拜。一般是年除夕下午挂起来，大年初二晚上发完“马子”之后收起来，珍重收藏，等到来年春节再挂。但关东地方，却在过完年之后，将其焚烧，来年春节前，再“请”一张新的。家堂轴子，不能说“买”。关东地区每年焚烧家堂轴子的习俗，才是支撑高密扑灰年画市场的资源。
家堂轴子挂上之后，年的气氛就很浓厚了。这时，按照老习俗，就不能随便到外姓人家串门了。连出嫁的女儿，也不可以再回娘家。家堂轴子前面的桌子上，竖着十几双崭新的红筷子，摆上八个大碗，碗里盛着剁碎的白菜，白菜上覆盖着鸡蛋饼、肥肉片之类，碗中央，栽着一颗碧绿的菠菜。桌子一边，摆放着五个雪白的大饽饽；桌子的另一边，放着一块插着红枣的金黄色年糕。桌子最前面，是一个褐色的香炉和两个插上鲜红蜡烛的蜡台。满桌子色彩缤纷，很是丰富。到了晚间，点燃香烛，烛光摇曳，香烟缭绕，轴子上那些大红大紫的人物，一个个闪烁着奇光异彩，非常遥远，非常神秘，传达着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家堂轴子，和供桌上的供品、香烛，几乎就是我童年记忆中春节的全部，神秘的氛围，庄严的感觉，都从这里产生。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担任着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我父亲皮发红，在大队办公室里，通过大喇叭，对全村广播。广播的内容是：根据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今年过年，各家各户，不许再挂家堂轴子。各家的家堂轴子，集中到大队部，统一焚毁。不挂家堂轴子挂什么呢?我父亲皮发红说，公社革委指示，每家免费发一张毛主席的宝像，在挂家堂轴子的位置上悬挂。至于供品，当然要摆，不但要摆，而且要摆得比往年丰盛，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贫下中农今天的好日子。至于地、富、反、坏、右之家，不允许他们挂宝像，也不允许他们挂家堂轴子，因为他们的家堂轴子上那些人，都是些吸饱了贫下中农血汗的寄生虫。那他们这些人家挂什么呢?我父亲皮发红没有说。
年除夕中午，在大队部院子里，各家交来的家堂轴子，堆积在一起。我父亲皮发红，指挥着两个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民兵，从村子里废弃的染布坊里，揭来一个大铁锅，安放在一个临时垒成的灶上，灶膛里插满了劈柴，铁锅里倒上了半桶煤油。这架式，有些荒唐，仿佛要煮牛。我父亲对那些交完家堂轴子领取了宝像围绕在锅灶周围似乎恋恋不舍的人说，家堂轴子是“四旧”，破四旧，就要油煎火烧，表示个决绝的态度。我父亲这样说着时，我的心中怦怦乱跳。因为我从众人的脸上，看出来很多东西。这家堂轴子，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绝对不容亵渎的神圣物品，它代表着祖先，代表着福荫，尽管迫于形势，不得不拿出来，但人们心中，还是很沉重，很罪疚。尽管人们都没说话，但我知道人们都在心中暗暗诅咒。千万人的诅咒，都降落到我父亲头上，可我的父亲皮发红，被革命的热情燃烧着，满面红光，一手腰，一手挥舞着，对那些民兵发号施令：
“快，把家堂轴子扔到锅里!”
就有几个民兵，把一些家堂轴子，扔到锅里。锅小轴子长，七长八短，支棱起来，成了一个坟堆的形状。
“往上泼油!”我父亲说。
就有一个民兵，用勺子舀着煤油，往轴子上泼。
我父亲皮发红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点燃，把燃烧着的火柴棍儿，扔到锅上，幽默地说：
“有灵的升天，无灵的冒烟!”
轰然一声，暗红的火苗腾起，足有半米高。锅里的煤油也被引燃，火苗更高，与大队部的房顶齐平。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院子里那几棵大杨树上细弱的枝条给热流冲击，颤抖着，并且发出寨塞搴奉的声响。几个风僵的蝉，从树上掉下来。灼热的火焰把周围的人群逼得连连倒退，一直退到了墙根上。前排的人，把夹在胳膊弯子里的毛主席像松散开，拿在手里，扇着扑到面前的黑烟。我父亲皮发红指点着那些人，怒吼：
“你们，怎么敢把宝像那样?!”
那些人顿时觉悟，慌忙把手中的宝像卷拢，依旧夹在胳膊弯子里。
黑烟里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儿，还有一股焚烧多年旧物时发出的那种特有的灰尘味儿。我父亲皮发红往后退了两步，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推，但马上又往下拉拉。烈火烤得他焦躁不安，仿佛一只心烦意乱的猿猴。那些民兵们，纷纷后退。在我父亲皮发红的叱骂下，民兵们只好跑上前，从大堆里抱起几卷家堂轴子，往前疾跑几步，身体尽量地往后仰着，将家堂轴子扔到火堆里，然后连蹦带跳地后撤。撤到后边，就捂着嘴巴咳嗽。那些家堂轴子，在大火中爆裂着，弯曲着，许许多多穿袍戴帽的人物，在火光中一闪现，马上就消逝了。各家各户的祖先，也包括我家的祖先，在烈焰中化成了灰烬。为了加快燃烧的速度，我父亲皮发红又给民兵们下达了命令，让他们把那些尚未扔到火里的家堂轴子抖开，将轴子上下两端的那两根木棍扯下来。许多人家的轴子，是用了白纱做衬、刷了桐油防腐的，往下撕扯，并不容易。我父亲就让民兵，从最靠近大队部的人家里，拿来了两把镰刀，往下砍削，于是就发出真正的裂帛之声。那些庄严的画面，展现在观者面前，践踏在民兵们脚下。我父亲这个革命者，似乎是为了坚定那些民兵们的信心，排除他们心中的犯罪感觉，还不时地上前，用他那两只穿着大皮靴子的脚，轮番踢踏着那些画面，嘴巴里还恶狠狠地喊叫着：
“这些封建主义!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封建主义!这些牛鬼蛇神……”
我父亲每踏一脚，我的心就紧缩一下。我父亲每骂一句，我的罪恶感就加重一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些骄傲和自豪的感觉，羼杂其中。因为，我们绵羊屯大队，二百零一户人家，一千一百零八口人，只有一个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主任，那就是我父亲皮发红。
我父亲皮发红，原先是个酒鬼、懒鬼、邋遢鬼，在我娘的骂声中度日，即便是给他一双新鞋，用不了三天，鞋后帮就被踩倒，趿拉在脚下。革命初起，我父亲皮发红扯旗造反，把原先的干部统统打倒，登上了主任的宝座。我父亲当了主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形象，做了一套蓝色的军便服，胸前佩戴上一个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买了一双土黄色的翻毛大皮靴，高的，无法踩倒鞋后帮。革命前他走起路来踢踢踏踏，大老远就能听到。革命后他走起路来咯咯噔噔，依然是大老远就能听到，但声音和气势大不相同。我父亲皮发红这种人，是天生的革命分子，他在革命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让村子里许多见过世面的老人感叹不止。皮发红革命成功后，立即就给我家带来了好处。那时候物资紧张，许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公社里分配给每个村子一张自行车票，被他购买，崭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镀镍的部件闪闪发光，能照出我的影子，自然也能照出我父亲和我娘的影子。买车的钱没有，先从大队借上。供销社分配给村子里两块条绒布，我爹给我娘留下一块，做了一条裤子，没钱，也先从大队里借上。我娘对此还有顾虑，对我父亲说：这样干，群众不会反映吗?我父亲说：革命，总要有点好处，没有好处，谁还革命?毛主席早就说了，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士兵也要骑马，哪里有那么多马?就算每人能平均一匹马，那官长也要骑匹好的……
在烈火烤灼中，我回忆着我父亲革命后发生的事情，心中感到安慰了许多。我想我父亲皮发红要做的事情，总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主任。我偷眼看着众人的表情，在缭乱的烟火中，众人的脸，都有些鬼鬼祟祟。只有我父亲皮发红和那些民兵的脸，是那样的激情洋溢，红光闪闪。我父亲皮发红和民兵们红光闪闪的脸上，流出汗水，只有在他们脸上流出汗水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脸上，蒙上了一层灰尘。所有的家堂轴子都扔进了火焰中，锅底下的木柴也被引燃了，火势凶猛，生铁锅随时都可能熔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子的高手，也不可能从火中抢救出一幅完整的家堂轴子了。革命其实已经胜利。我父亲皮发红发令，让众人散开。众人还若有所待似地不离开。我父亲冷笑一声，先走了。看热闹的人，这才渐渐走散。
三
我父亲走进了大队部广播室，大喇叭里响起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有点嘶哑，被火焰烤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他喝水的声音，咕咚咕咚的，好像饮牛一样。我父亲说，各家回去赶快把毛主席的宝像挂起来，傍晚时，他会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我父亲还说，各家都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上，尽管毛主席不会吃咱们的，但咱们的这颗忠心，要表示出来。
我溜到广播室里，看到我父亲皮发红坐在一把椅子上，让那个名叫翠竹的女人给他剃头。皮发红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围巾，围巾上落满了发渣子。这样一条围巾，只能是翠竹的。翠竹是大队里的赤脚医生，中西医皆通，不但能给人往屁股上打针，还能给人静脉注射。她不但能给人打针，还能给猪打针。革命前夕我们家养了一头猪，长到将近二百斤时，突然病了，发烧，咳嗽，不吃食。这样一头大猪，能卖一百多元钱，在那个年代里，一百多元，可是一笔大钱。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也不过值一百多元。大队里没有兽医，要想给猪治病，必须要跑二十多里路，到公社兽医站去请兽医。我父亲一改拖拉风格，飞跑着去请，但那些人架子奇大，不出诊，让我们把猪送去医治。那时我父亲还没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没有面子。如果把这样一头大猪绑起来，送到公社去，病不死，也就折腾死了。情急之中，我娘厚着脸皮，找到翠竹。吭吭哧哧地把情况说了一遍。翠竹背着药箱子，二话没说，到我家来，在猪的耳朵上，找到一根粗血管，一针见血，注射进去满满一管子抗菌消炎的药物，猪连哼都没哼。这猪，第二天就认食，第三天就完全好了。后来，这头猪长到二百五十多斤，卖到公社屠宰组，杀了个特等，每斤价值五角三分八，统共卖了一百三十多元。这件事，我父亲和我母亲经常念叨，感念翠竹的恩德。我父亲当了主任后，对翠竹格外照顾，每年给她加了五百工分，每月还给她补助五元钱。所以，她把自己的围巾围到我父亲脖子上，遮挡发渣子。看到我后，皮发红把按在翠竹屁股上的手收回去，说：
“皮钱，你来得正好，让翠竹姑姑给你剃个新头。”
我一听剃头，抽身就走。我听到皮发红对翠竹说：
“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过年没有新衣裳穿，就剃一个新头。”
我回到家，看到娘正在包饺子。堂屋正北那张桌子上的杂物已经挪走，桌子上经年的灰尘也扫去了。娘说：
“皮钱，去找你爹，让他回家摆供，熬浆子，贴对联，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家。”
“我爹在广播室里剃头。”我说。
“谁给他剃头?”娘问。
“翠竹。”我说。
“翠竹?”娘怒冲冲地说，“你赶快去叫他，就说我犯病了。”
我上了大街，看到十几个孩子，靠在一堵墙壁前，在玩“挤出大儿讨饭吃”的游戏。游戏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大家贴着墙，站成一排，发声号，两边的死劲往中间挤。谁被挤出去，谁就是大儿子。但被挤出去的，马上又贴到队伍的最后边，死劲往里挤。挤到最后，总是乱成一团，几十个孩子，你压着我，我压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无论是谁家的家长，看到自家的孩子玩这个游戏，都会毫不客气地上前，拧着耳朵，把他从队伍中揪出来。因为这个游戏，最费衣裳。即便是暂时磨不破衣裳，也会弄一身泥土。仿佛一个在地上打过滚的驴。这样的游戏我喜欢。有这样的游戏玩，我还去找那个名叫皮发红的人干什么?我紧紧裤腰带，扑上去，背贴着墙壁，死劲往中间挤。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又一个。很快我就到了中央。孩子们齐声喊叫：
“挤啊挤，挤啊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我用脚跟蹬着地面，脊梁紧贴着墙，坚持着，不出去当大儿子。来自两边的力量，挤得我的骨头叭嘎叭嘎响。再不出去，只怕连尿都要被挤出来了。实在坚持不了了，我的意志一松懈，身体就出来了。这时，我看到皮发红和翠竹相跟着，沿着大街走过来。在我身后，有孩子说：“看，皮发红和翠竹来了。”
孩子们更加兴奋，喊叫声震天动地：
“挤呀挤呀挤呀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皮发红和翠竹腋下夹着宝像，到了近前，停住。皮发红问我：
“皮钱，你娘包完饺子没有?”
“你赶快回家吧，我娘说，她的病犯了。”我说。
“中午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就病了?”皮发红纳闷地问。
“我一说翠竹姑姑在给你剃头她就说病犯了。”
翠竹苦苦地笑笑，说：
“皮主任，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你顺便来给她瞧瞧，万一真的病了呢?马上就要过年了。”皮发红对翠竹说完，转头对我说，“你跟我回家，在这里闹腾什么。”皮发红也顺便对那些孩子说，“你们这些兔崽子，也都回家去吧，回家帮助爹娘干点活儿。如果你们把这堵墙挤倒，我就罚你们的爹，大年初一来打墙。”
四
我跟随着皮发红和翠竹进了家门。娘两手沾着面粉出来，对着父亲发牢骚：
“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皮发红不高兴地说，“大队里工作忙，我能不管吗?”
“忙什么?我看你是瞎折腾，家堂轴子，也是随便烧的?”娘嘟哝着，“不知道多少人背地里咒你呢，你就等着报应吧!”
“这是公社革委的指示，不是我的发明。”
“你听到风就下雨。”娘说，“谁家没有祖先?只有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隙里蹦出来的，其他的人，都是爹娘生养。”
“你就甭给我‘大家雀操鸽子——瞎唧喳了’。”皮发红不耐烦地说，“天下大事，不是你们娘儿们能够理解的。”
“烧了家堂轴子，挂什么?”娘不依不饶地说。
皮发红将腋下夹着的宝像展开，说：
“看看，我把毛主席请回来了。”
我看到，各家缴纳家堂轴子时换取的毛主席像，都是一个留着大背头的标准像，但皮发红展开的宝像，却是毛主席去安源时的形象。那时候毛主席很年轻，穿着长袍，留着大分头，肩上背着一个包袱，手中提着一把油纸伞。
“怎么样?”皮发红得意地炫耀着。
“这个毛主席很漂亮。”我说。
“不能这样说毛主席。”皮发红说。
“主任，如果没有事，我就先回去了。”翠竹说。
“你不是病了吗?”皮发红问我母亲。
我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咒我干什么?谁告诉你我病了?”
“皮钱告诉我你病了，这不，我把翠竹都搬来了，给你看病。”皮发红说。
“我没有病，”我娘说，“我看你才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
“我看你是神经病，”皮发红说，“翠竹，你也回家收拾收拾吧。”
皮发红说话时，翠竹已经走到大门口。我娘对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低声但很清楚地说：
“革命革命，上边不要脸，下边不要腚!”
皮发红脸色发青，怒冲冲地说：
“王桂花，你说话要小心呢!”
“我不小心你能怎么样?”我娘毫不软弱地说，“才当了几天主任?就腚沟里插扫帚——扎煞起来啦!这个折腾法，我看你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先把这个小话放在这里搁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好男不跟女斗，没空跟你噜嗦。”皮发红说，“皮钱，过来，咱们挂像!”
“怎么挂?”我问。
“早就准备好了。”皮发红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图钉，得意地说，“用这个，按上就是。”
皮发红站在一条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往桌子后边的墙壁上，按毛主席的画像。我说：
“爹，您可要站稳立场，掉下来，可就麻烦了。”
“你这孩子，怎么不说过年的话呢?”皮发红说。
“过年也是‘四旧’，应该革了‘年’的命!”我说。
“哎呀，儿子，真是不可小看了你!”皮发红惊讶地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公社革委没有指示，今年这个‘年’，咱们还是过吧。”
皮发红用四个图钉，把毛主席的宝像钉在了墙上。然后，他和我一起，从炕头上，把娘做好了的八个供碗，摆放在桌子上。摆筷子时，我说：
“爹，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摆那么多筷子干什么?”
“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个亲人，他们都要来吃呢。”皮发红说。
“烧家堂轴子时，你不是说人死了没有灵魂吗?没有灵魂，他们怎么能来吃?”
“毛主席家的人不一样。”
“毛主席家的人不是人吗?”
皮发红被我问愣了。张口结舌了一会儿，他突然发火。声色俱厉地吼我：
“你给我闭嘴!问那么多事干什么?”
“我看皮钱问得很好。”我娘在里屋不冷不热地说，“连一个孩子的问题都无法回答，你们这个革命，我看也是狗操猪——稀里糊涂。”
“小孩的话，小孩的话最难回答，”皮发红说，“连孔夫子都被三岁小儿项橐给问短了嘛，何况我?”
“唉唉唉，”我娘说，“皮大主任，你可要注意了，孔夫子可是被你们批判过了的。”
“嗨，我还把这话茬给忘了，可见封建流毒是多么难以清除!”皮发红说，“我说夫人，我知道你是高小毕业，认识一千多字，知道小米里含有维生素，鸡蛋里含有蛋白质，你就别跟我叫劲了。革命，不是挺好吗?”皮发红指指院子里那圈明瓦亮的大金鹿，说，“不革命，能有大金鹿吗?”又指指娘腿上的条绒裤子，“不革命，你能穿上条绒裤子吗?”然后问我“皮钱，你说，革命好不好?”
“很好，好极了，”我说，“革命很热闹，革命很流氓，不革命，你哪里能摸到翠竹姑姑的屁股?”
“好啊!皮发红，你这个流氓!革命革命，革到女人腚上去了!”我娘手持着擀面棍冲出来，对准皮发红的脑袋就是一棍——嘭——皮发红慌忙用手去遮拦——嘭——这一棍打在皮发红的手骨上——你他娘的还真打——“我打死你这个色鬼!”
皮发红主任捂着头窜到院子里，大声说：
“王桂花，我要和你离婚!”
“你要是不离，就不是人做的!”我娘怒吼着。
“革命啦!革命啦!”我得意地嚷叫着。
嘭——我听到自己头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眼前金花乱冒，接着看到王桂花红彤彤的脸，和那脸上瞪得溜圆的大眼，接着听到她说：
“小兔崽子，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嘭——这一棍子也打在了我遮挡脑袋的手骨上。我抱着头，窜到院子里。和皮发红站在了一起。
王桂花着擀面棍冲出来，我跟随着皮发红跑出院子，跑出胡同，站在大街上。
五
已经是傍晚时分，大街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人影。皮发红摸着头上肿起的大包，怒冲冲地说：
“你这个混蛋小子，我啥时摸翠竹姑姑的屁股了?”
“剃头的时候，你的手就在她的屁股上，看到我进去，你的手就缩回去了。”
“你一定是看花眼了，小子，”皮发红语重心长地说，“小孩子，眼睛不要那么尖，不该看到的事情，不要看。看到了，也不要说。说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看，我挨了两棍子，你也挨了两棍子，是不是?”
“想不到她这么狠毒。”我摸着头上的包说。
“狠毒，你才知道她狠毒?”皮发红说，“不过，再狠毒，她也是你的娘。”
“快过年了，我们怎么办?”
“你跟着我，去检查几户人家，在大街上磨蹭一会，等她的气消得差不多了，咱们就回家去。好不好?”
“好。”我说。
我跟随着皮发红，沿着大街，迎着夕阳，往前行走。他那双大皮靴踢踏着冻得坚硬的地面，发出很大的声响。临街的人家，多半都大门紧闭，新贴的对联，红红黑黑，没有一点喜庆气氛。有好几户人家，竟然贴着白色的对联。我知道这些贴着白色对联的人家，新近死了人。往年里这个时候，早就有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的大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因为按照古老的说法，这个时候，正是祖先回家过年的时刻，他们的车马，发出我们阳世的人听不到的声音，从荒郊野外，或者是另外一个繁华世界，汇集到村子里，各归各家，院子里撒着的谷草和黑豆，就是为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骡马准备的。这个时候，关着大门，无疑是把祖先关在了门外。那么，村子里这条大街上和每条胡同里，应该是车马拥挤，那些愤怒的祖先，正在用拳头敲打着子孙们的大门，并且发出怒吼：不孝的子孙们，开门!也许，他们很能理解人世的变化，今年暂时不回来了。或者，那边也正闹着革命，他们也不能够回来了。我越想越糊涂，索性就不去想这些问题。我父亲皮发红或者是不甘寂寞，或者是忠于职守，在走街的过程中，大声喊叫着：
“提高警惕，严防破坏。挂好宝像，准备过年!”
我感到无聊，也跟着喊叫：
“提高警惕，严防破坏。挂好宝像，准备过年!”
当我们行进到村子最西边那条绝户胡同时，一股阴森森的凉风，从胡同里吹出来。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说：
“爹，都说这条胡同里有鬼。”
“胡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鬼。”皮发红说，“再说了，有鬼怕什么?无产阶级就是专门和鬼斗争的。”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地安慰我，他指着自己胳膊上的红卫兵袖标说，“这个是避邪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保护着我们呢，你说，什么鬼不怕毛主席啊?”
“我听人说，到了半夜时，这条胡同里就会出来一头小黑驴，来回乱跑，脖子上的铃铎，叮叮咚咚地响。我还听人说，有一个小货郎，挑着担子，来回走，但这个货郎，只有两条腿，看不到他的上身。”
“完全是胡说八道。”皮发红说，“告诉我是谁说的，过了年就开他的批斗大会。”
这时，一个黑黝黝的影子，从路边的一丛蜡条树中，飕地窜了出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扑到皮发红的怀里。皮发红拍打着我的脊梁说：
“儿子，不要怕。有我呢。”
但我感到，皮发红的手也在颤抖。我说：
“他们说，这丛蜡条里也有个鬼。”
“什么鬼?那是一只猫。”
我们正说着，听到背后一个苍老的声音，颤抖着，喘息着说：
“是主任吗?”
我又一次嚎叫起来。皮发红也猛地转回身，大吼着：
“是谁?!”
“是我，皮主任，”那个苍老的声音说，“我是万张氏。”
“原来是你，”皮发红说，“吓了我一大跳，你不在家里老实待着，出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搞破坏啊?”
“瞧您说的，皮主任，我这么大岁数了，活了今天没了明天的，还搞什么破坏?”
“不搞破坏，你出来干什么?”皮发红说。
“我正要去找您，”万张氏说，“我有事想向您请示。”
“说吧，什么事?””
“你说，我家的像怎么挂?”
“你家还挂什么像?”皮发红不耐烦地说，“你家是地主成份，两个儿子当国民党兵，被解放军击毙，你自己说，还挂什么?”
“可我的二儿子和小儿子是当解放军被国民党军队打死的。”万张氏怒气冲冲地说。
“你家还有两个儿子当过解放军?”皮发红不阴不阳地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万张氏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层层解开，拿出两张发黄的纸片，说：“这是一九五年时，韩区长亲手发给我的烈属证。”
皮发红接过那两张纸片，放在眼前胡乱一瞅，随手扔在了地上，说：“这玩意儿就算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你大儿子和三儿子是国民党士兵，被解放军击毙；你二儿子和小儿子是解放军战士，被国民党军队打死，正好，两个对两个，将功折罪。但你家老万是地主，你是地主婆，所以，你还是有罪的。刘桂山当支部书记时，不让你参加义务劳动，是他包庇你，那是不对的。所以，你家过年，没有资格挂毛主席的宝像，而且，从明天开始，你必须参加义务劳动，你不找我，我还把你给忘记了。”
又是一阵邪风，从绝户胡同里刮出来。风里挟带着一股子屠戮牲畜的血腥气味，还有一股子燎烧毛发的焦糊味道。好像这条胡同里，有一家屠场。我感到脖子后边一阵阵冒凉气，头皮一炸一炸的。听人们说，这就是见到鬼之后的生理反应。我紧紧地抓住皮发红的手，但他不断地把我的手甩开，好像我这样做让他非常反感似的。我只好去揪他的衣角，但他的衣角也不让我揪，只要我一揪住，他就猛地转一个身，试图把我甩开。但恐惧中的我，手上产生了很大的力量，使他无法摆脱我。这样，我就躲在了他的身后，获得了一点安全的感觉。我看到，随着这股邪风的吹到，眼前的景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先还算明亮的天，变得昏暗了，原先很熟悉的环境，也变得陌生了。尤其是，适才这个衰老的连站立都不稳的万张氏，突然变得矫健起来。皮发红将她的烈属证扔在地上，邪风吸引着烈属证往前跳动，仿佛两个调皮的小精灵，跳跳歇歇，歇歇跳跳。万张氏颠着小脚去追赶她的烈属证，嘴巴里发出惨痛的呻唤：
“我的儿啊－－－你们白死了啊－－－”
万张氏追随着烈属证进入胡同深处。这正是我们脱身的好时机，但皮发红却跟随着万张氏进入了胡同，好像鬼附了他的身。我哀求着：
“爹，咱们回家过年去吧?”
皮发红猛地回过头，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喷射出磷火一样的光芒，在磷火照耀下的那张脸，变得很陌生。我吓得快要死了，刚想松开这人的衣角，撒腿逃跑，逃回家去找我的娘，但这个适才千方百计不让我抓住他的手的人，却突然用他的冰凉潮湿的大爪子，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现在是我想挣脱他的手，但他的手牢牢地把握住了我。我只好被他拖拽着，深入了这条绝户胡同。
为什么把这条胡同叫做绝户胡同呢?因为这条胡同里的人家，不是寡妇，就是光棍，夫妻双全的，也没有后代。我们平常里是轻易不到这条胡同里来的。但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却鬼使神差般地来了。万张氏追赶着她的烈属证，烈属证跟她调皮。儿啊－－儿啊－－，万张氏就把烈属证当成了她的儿子了。这时，迎面来了一个人，手里举着一盏纸糊的红灯笼。从这盏红灯笼出现那一刻开始，天就完全黑了。
举灯笼的人，左脚踩住了一张烈属证，右脚往前一跨，把那张还想逃窜的烈属证也踩住了。这时，万张氏也就追到了他的面前。
“皮发青你这个杂种，你把我两个儿子踩坏了哇－－－”
万张氏的哭叫，告诉我们这个打着红灯笼把除夕的夜晚迎来的人，就是我父亲皮发红的族弟皮发青。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里，按说我父亲应该和皮发青格外亲才对，因为皮发青既是我们的本家，上溯三代都是赤贫，那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但皮发青和我父亲皮发红却天生地不对付，在这个村子里，最不把我父亲这个主任放在眼里的，就是这个皮发青。
皮发青弯腰从脚底下把那两张烈属证捡起来，递到万张氏的手里，说：
“老太太，回家去吧，把这两张烈属证挂起来就行了。”
万张氏着自己的烈属证，颤颤巍巍地走进了自己家那两间低矮破败的小屋，这样的屋，连我这样的小孩子，都要弯着腰才能钻进去。
“皮发青，你家的像挂好了没有?”我父亲皮发红气汹汹地问。
皮发青把手中的灯笼高高地举起来，照着我父亲的脸，说：
“挂了，是不是想来看看?”
“是的，我就是要看看。”
“那就来吧。”皮发青转过身，在前面引着路，在胡同里走了一阵，拐进一条幽暗的小巷。他那盏灯笼射出的光芒仅仅把他身体周围那一圈黑暗照得昏黄，昏黄之外，是一片漆黑。我们在漆黑之中，头上是闪烁的群星，和一道道拖着长尾巴的流星。在一个低矮的柴门前，我父亲皮发红突然停住了脚步，问：
“我说皮发青，你打着盏灯笼想去干什么?”
“找歪脚印。”
“什么?”
“找歪脚印啊，每年的除夕晚上，我都要打着灯笼，把我这一年里留在村子里各个角落里的那些走歪了的脚印找回来，然后放在坛子里收藏起来。”
“简直是鬼话，”我父亲皮发红说，“我看你是中了邪了。”
“只有鬼是不留脚印的，只要是人，都会留下脚印。”皮发青推开柴门，率先进入，然后问我们，“进来，还是不进来?”
“你以为我怕你吗?”我父亲皮发红说，“哪怕你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
我和皮发红跟随着皮发青进了他家的院子，发现院子两侧竖立着许多纸人，这些纸人，都是在“文革”初起时，村子里游行时扎制的象征着那些著名的坏人的傀儡。想不到这些傀儡都集中到这里来了。皮发青高举起灯笼让我们把傀儡们看清楚，嬉笑着说：
“他们正在开会呢。”
进了堂屋，他举起灯笼，照着那幅已经高高挂起的家堂轴子。那上边，那些穿着蟒袍戴着乌纱帽的人们，用仇视的目光盯着我们。
“好啊，”我父亲皮发红恼怒地说，“皮发青，你竟然敢抗拒公社革委的指示，私自藏匿家堂轴子，并且胆敢挂起来!你赶快给我摘下来，换上毛主席的宝像。”
“本来我也想挂毛主席的宝像，”皮发青说，“但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毛主席对我说，‘皮发青啊，你们想挂我的像也可以，但不要把我的像当成你们的家堂轴子。你们的家堂轴子上，都是死人啊。你们把我的像挂在家堂轴子的位置上，摆上供品，你们这不是咒着我死吗?告诉我，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他想干什么?”皮发青严肃地看看皮发红，点点头，继续说，“我一琢磨，可不是嘛，把毛主席当家堂轴子挂，就是把毛主席当成死人嘛!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这个大主任，掂量掂量吧!”
这时，一阵阴凉潮湿的风从院子里刮进来，那些排列在院子两侧的纸糊的大人物发出一阵簌簌落落的声音，中间似乎还夹杂着嗤嗤的冷笑。我的头发直竖起来，脊梁沟里冷飕飕的。那个纸糊的灯笼上的红纸，被里边的蜡烛引燃，变成了一个火球，转眼间烧光，熄灭，屋子里一团漆黑。在火光最明亮的那一个瞬间，我看到家堂轴子上那些人，一个个横眉竖目，下巴上那些美丽的胡须，都扎煞起来。我不由自主地怪叫一声，转身就跑，但额头撞在了门框上，一阵头晕目眩，一腚坐在地上。这时候，我听到黑暗中，一声脆响，分明是一个人的腮帮子，被另外一个人狠抽了一巴掌。那么，只能是皮发红的腮帮子被皮发青抽了一巴掌。我听到皮发红喊叫着：
“你竟然敢打我?!”
紧接着又是一声脆响，皮发青也喊叫起来：
“你竟然敢打我?!”
“我没有打你!”
“我根本就没动手!”
皮发红点燃了一根火柴，火光中那家堂轴子上的人，仿佛随时都会从画面上跳下来。皮发青的鼻子里，流出来两道绿油油的血，眼睛里闪烁着绿色的磷火，就像被逼到绝境的猫眼里发出的那种光芒。
皮发红拉着我的手，逃出了皮发青家的堂屋，在他家院子里，那些纸人浑身哆嗦着，仿佛要跳起来拦阻我们。我们夺门而出，听到身后一片纸响。
在这条绝户胡同里，万张氏打着一盏红灯笼，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低声地叫唤着：
“儿啊，儿啊，回家来过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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